一九四五年新年伊始,我们冀中军区来了一位特殊人物。此人身材肥大,蓝眼珠,高鼻子,头扎白毛巾,身穿冀中老百姓的土布褂子,看上去显得很滑稽,也很气派。他挺胸走到我的面前,用夹带异腔的中国话说:
“将军! 见到你,我感到十分荣幸!”随即“啪”的一声,两脚一并,行了个举手礼。
“盟军观察员艾斯·杜伦中尉。”翻译向我介绍说。
实际上,在这位美国军官来到之前,上级已经把他的有关情况通知给我们了:盟军观察组是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从延安到达晋察冀军区的。在那以前,他们到过重庆、西安等地,“观察”过大后方的蒋介石的军队。现在,盟军观察组把杜伦中尉派到冀中,来“观察”在敌后作战的八路军。杜伦中尉原是美军陈纳德部队的,在我国杭州度过童年,因此,会讲一些中国话。他奉命来了解冀中的敌我斗争情况,说是为将来盟军在中国对日作战作准备。按照晋察冀军区的要求,我们尽可能地为他的考察工作提供方便,找来了一位名叫马振武的同志给他做翻译。杜伦在平汉路西化装成冀中百姓的模样,由那里的部队派人护送,过路后,又由我们冀中部队派人用牛车把他接来。
我握住他的手,笑道:
“欢迎你,杜伦先生! 我们这里,条件可不好噢! 来,洗把脸,休息休息。”杜伦把头上的毛巾抹去,露出黄头发,洗完脸之后,坐了下来,刚呷口茶,就放下茶碗,朝我跷起大拇指,说:
“将军,想不到你们八路军的指挥员都这么年轻! 顶好! 顶好!”
听得出,杜伦的语调里既有惊叹和恭维,也有轻视和怀疑。我笑问:
“杜伦先生此次来,有什么要求吗?”
杜伦掏出一块白手绢,使劲抹着下颌和脖子,声音很响地说:
“日本不行了,我们美国有力量,我们要在中国的渤海岸登陆,要在冀中实施空降,把日本人赶下海去! 将军,我想看看你们的部队,了解你们在平原上是怎样和日本人作战的。我还想到保定飞机场,到天津杨柳青铁桥看一看,以便叫我们的B-25轰炸机来轰炸。总之,我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冒冒险!”
杜伦说到美国的轰炸机时,大概是因为激动,情不自禁地把一只手高高举起,食指伸出,指向屋顶,颇为自豪。
我告诉他,欢迎他去参观冀中军区的部队,如感兴趣的话,还可以钻钻冀中平原的地道。但是,保定机场和杨柳青铁桥那里是日军占领区的腹地,也是他们重兵驻守的目标。去那里,一旦被日伪发现,那就难保平安。要相信日军对于生俘一个美国军人是非常感兴趣的。也许,日本人的耳目已经侦知他的到来了。
“喔?”杜伦一惊,喃喃地说,“对的,对的。还是不去好,不去好!”少顷,他用英语向翻译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他说得很快。有时还把两手摊开,肩头一耸,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翻译把他的意思告诉了我:杜伦认为,日本陆军的攻击能力是世界一流的,只是稍次于美军而已。在这样的大平原上,装备简陋的八路军不但能站住脚,而且还能不断歼灭日军,实在不可思议。在重庆时,蒋介石的将军们曾说:八路军就是那么几个人,那么几支枪,打几下就跑,没多大战斗力。对这类说法,杜伦半信半疑。他说,美国的军火武器有的是,问我们想不想要美国军援。杜伦还说,他来冀中后,每到一村,总有许多老百姓好奇地围观他,有的人还叫他“洋鬼子”。对此,他很有意见。
我要翻译告诉他,我可以和他谈谈敌后抗战的情况。至于八路军的战斗力如何,请他亲眼看一看,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我们的武器,主要靠缴获,自己也生产一些,但不多。我们不反对外援,也不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要不要盟军的军火,最好是跟我们毛主席、朱总司令去商量。关于当地老百姓叫他“洋鬼子”,这要请他谅解,因为冀中这个地方,清末年间遭受过八国联军的祸害,当地百姓恨透了外国侵略者。这一点,希望他能理解。现在我们延安和美国是友好的,有着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他作为盟军派来的观察员,理应受到尊重。我们会告诉当地群众,不要再叫他“洋鬼子”。今晚,我们将召开一个欢迎会来欢迎他。在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里,一切真心实意帮助我们抗战的国际友人,都会受到最诚挚、最热情的款待。我还特地列举了白求恩、巴苏华、柯棣华、傅莱、班威谦、唐儒和林迈克等国际友人在冀西一分区时的情况。
杜伦听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
“顶好! 顶好! 我佩服他们。”
当天,在大官厅村,由我出面宴请了杜伦。杜伦看到那满桌的鸡、鸭、鱼、蛋、虾及酒时,不禁目瞪口呆,站在那里激动地对翻译咕哝了半天。原来,在重庆时国民党军政人员告诉他,前方的八路军一天两顿小米汤,粮弹极缺。他以为到冀中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没想到我们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还能盛情地款待他。因此,他被感动了。
饭后,夕阳西沉,我们召开了“欢迎杜伦中尉晚会”。当我把杜伦中尉介绍给出席欢迎晚会的军民们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杜伦激动地挥起胳膊,不停地大声喊:
“哦———谢谢! 谢谢! 共产党、八路军是顶好顶好的朋友!”他那美式中国话,引起会场上一片善意的笑声和更加热烈的掌声。
第二次见到杜伦的时候,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的一些情况和体会。杜伦对此挺感兴趣。我说,我们将毛主席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为我们敌后斗争的指导思想。不管在山地、平原、湖泊、河流,我们都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过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目的是歼灭敌人。同时在敌后牵制住日军力量,不让他们向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谈了八路军在黄土岭战斗中诱敌深入,击毙敌酋阿部中将,震动了侵华日军和日本国内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游击战是既“游”又“击”。“游”是手段,“击”是目的。我告诉他,从表面上看,日军占领了华北,实际上只占了部分点和线,广大乡村仍在我们控制中。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人民战争,我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野牛! 哈哈,野牛! 比喻得顶好。”杜伦开怀畅笑。
我谈到敌人“五一大扫荡”以来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情况时说:我军既敢于在敌重兵围困之下坚决打击敌人,又讲究斗争的艺术,坚持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首先打击对群众危险最大的日军和铁杆汉奸。为此,冀中军民创造了“挑帘战”、“院落伏击”、“捕捉战”等多种战法。
我军还利用日军修碉堡要木匠的机会,化装成木工,带着锋利的斧头进入敌堡。敌堡内的日军由于夜里不敢睡觉,白天都在休息。我军便抓住这个机会,挥斧入室,把敌人砍成肉泥。
六分区的指战员侦知敌据点里的日军每天早操时都不带武器,低头默诵“天皇圣训”,便化装成挑担、送粮的百姓和骑车送情报的“顺民”一拥而上,全歼敌人。
我军还利用日伪军的矛盾,化装日军袭击伪军,化装伪军袭击日军,化装一部分日伪军袭击另一部分日伪军,并利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对孤立、分散和内部动摇的敌人据点实行围困,里外夹击。
我军指战员时而化装成出殡的模样,在特制的棺材里藏着机枪,待接近敌人时突然一阵猛打,将敌全歼,时而巧扮花红,化装娶亲,诱敌出碉堡来抢亲,出其不意地打它个落花流水。对少数罪大恶极的敌军头目及“铁杆汉奸”,则采取“单打一”、“掏老窝”的办法,坚决除掉。
“哈哈……”杜伦忍不住又笑。他两眼生光,脸颊泛红,不断地竖起大拇指。
我又谈了我们在冀中平原开展地道战的情况。杜伦对此感到很神秘。大概是想得点感性知识吧,他跃跃欲试地说:
“将军,我想去钻钻地道,如果您许可的话。”
我笑道:“当然可以。”
我把周自为同志找来,让他陪同杜伦中尉去钻几个地道。后来我听说,杜伦钻地道时倒还能吃苦,那么个大高个子憋在低矮的地道里,始终不退缩。他好提问,地道里的一切设施他都要问问。钻出地道口,看到挂着的高粱穗子,他都感到好奇,问那是何物。过了几天,他再次见到我时,大谈观后感,一方面称赞这种地道修建得巧妙,另一方面却对这样的“土地道”能否抵挡得住日军重火器的攻击,持怀疑态度。
这时,我们正好准备在饶阳城南边的小堤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检阅,以此振奋士气和民心,推动部队和民兵的训练。我特意邀杜伦去看检阅。我和林铁、金城等同志,经饶阳城东七里处到了滹沱河南边。饶阳城是全县剩下的惟一的一个日军据点了。敌人把碉堡建在城墙上,昼夜提心吊胆,生怕我们攻城。我们从城东、城北两面已经限制住敌的活动。距城七里的诗钦村,人民已经可以放心地跳秧歌舞了。
杜伦是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乘着牛车从饶阳城和安平城中间穿过来的。碰巧,那天晚上我们七分区的所属部队袭击敌人据点安平城,骤然间,枪炮齐鸣,弹火纷飞。不一会,城楼的东北角燃起了熊熊大火,乡亲们远远望着,高兴得直喝彩:
“东北城楼被攻占了!”
“八路军这是第三次打入安平了!”
“安平迟早要被咱们全部占领!”
杜伦亲眼看到此情景,很是激动,嚷嚷着要跟进城去看看。当然,我们没同意,因为安平城还未最后占领。
在小堤村举行的检阅开始了。杜伦看到通过检阅台的一队队八路军,雄赳赳,气昂昂,一式日军装备,以及他们和民兵精湛的射击、投弹、刺杀表演,佩服地对我说:
“将军! 我在重庆看过国民党的军队,他们每个连队都不满员,他们搞假的,临时凑起来的。你们是真的,兵源是无穷的。共产党有办法!”
说到这里,杜伦转眼看了看周围,压低嗓门,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将军,咱们是朋友,朋友之间说的话,最好不要传到第三方那里去,好吗?”说罢,他肩一耸,两手一摊,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笑了。
看来,杜伦虽然是位美国军官,受“唯武器论”的影响颇深,但他还是有些正义感和分析力的,为人也坦率。
检阅完,杜伦一个劲地说,冀中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可以考察,他要到下面去看看,回延安好向他们的上级汇报。随后,我安排他到七分区和八分区去了一趟。七分区的领导同志和八分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周彪都接待了他。他参观了那两个分区,很兴奋,说收获很大,还想到九分区去看看。我考虑到那一带靠近平汉线,据点不少,怕不安全,就劝他别去。可杜伦正在兴头上,根本听不进我的意见,一个劲地要走,还幽默地说:
“从祖先开始,我们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军人,就富有冒险精神!”
我只好同意了。我给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打了个电话,通知他要保证杜伦的安全,还交代说:
“你们要热情接待,可以让他看看附近的部队,协助他了解一下情况。”
一月十五日,杜伦在我们派去的作战科长高存信、参谋吴英民及两名警卫员护送下,出发到九分区新驻地———任丘县边关村。
杜伦到达九分区后,由于魏洪亮同志跟我到白洋淀看地形时冻伤了脚,感染了,正发着高烧,便由作战科长雷溪接待杜伦。过了三天,魏洪亮同志打了几针之后,病情有所好转,便坐在炕上和政委王道邦一起接见了杜伦。后来我听说,杜伦对这两位年轻的分区领导很赞赏,而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对杜伦的接待也是很热情,很有分寸的。
为了研究春季反“扫荡”准备工作,检查练兵进展情况,讨论军火生产、供给与地道斗争等问题,一月十七日,我们在军区召开了为期九天的分区以上干部会议。这是我到冀中后召开的第一个高级干部会议。长期以来,因为斗争形势和环境的关系,冀中各军分区大体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领导。有一些领导同志和我在这次会上还是第一次见面呢! 不料,会议结束后,从九分区传来了一个消息———
昨晚,河间敌快速部队及任丘、高阳之敌共两千多人,突然向边关村奔袭,九分区司令部匆忙转移到附近的皮里村,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带着杜伦下了地道。敌人在今天拂晓时分,把边关和皮里两个村铁桶般地围住了。现在,魏洪亮和王道邦他们已经与敌人激战了五六个小时,具体情况不明。
我想,日军可能得知有一名盟军观察员到冀中来了,这次突然奔袭边关村,除发现我们九分区司令部外,也很可能与发现盟军观察员有关。
于是,我立即命令八分区的两个区队和九分区的二十四团、四十二区队出动,在外围袭击敌人,为九分区司令部和杜伦中尉解围。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面临的情况很严重,九分区的战斗部队都不在他俩身边,他俩只能带着分区机关干部和民兵坚守地道,在我外围部队的配合下,与凶恶的敌人进行地道战。
地道战,是英雄的冀中人民在粉碎日军“驻屯清剿”斗争中广泛开展起来的,他们有了许多新的创造。'
“五一大扫荡”前,冀中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就挖了许多土洞和地窖,以防日军杀人抢劫、凌辱妇女。
“五一大扫荡”后,随着斗争的日益残酷,我党领导人民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发展成各家相通、环绕全村的地道,然后又发展成村村相连的地道网。冀中全区到底有多少地道,没有仔细统计过。只晓得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后所挖的地道就有一万多里长了。在战争最残酷的岁月里,冀中人民以英勇的战斗精神和无穷智慧筑起一道“地下长城”,化无险可守的平原为抗敌要塞。
但是,当时地道还存在不少问题,关键是只能隐蔽自己不能攻击敌人。另外,如何对付敌人的火攻、水攻、烟攻、毒攻、挖掘,以及我们的照明、防病和吃喝拉撒睡,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军区对地道进行了考察,我带周自为和阎佐三等同志先后去过任丘、蠡县、大城、饶阳、安平等县,冀中平原最好的地道和最差的地道我都钻过,了解到大量情况。
考察后,我写了一本两三万字的小册子,即《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在这本小册子里,总结了各地的经验,强调要把隐蔽性地道和战斗性地道结合起来,成为一座既能保存自己,又能消灭敌人的地下堡垒。
这本小册子还探讨了地道战的战术问题,集中群众智慧,列举了解决在地道中生存、战斗的许多巧妙办法。阎佐三同志为这本小册子画了地道构筑图。林铁、金城、罗玉川等同志补充了许多好意见。《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作为秘密文件油印下发了。
后来,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把发展地道与改造地形,改造村落结合起来,形成了“天地人”(房顶、地面、地下)三通,沿村、街道、院内各三层的纵横交叉火网,再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的地道组成一个连环作战阵地。既可打村落战又可野外出击,既利于小分队活动也利于大部队集结,可防可攻,还可以依托四通八达的地道,封锁敌人的岗楼和据点。
如今,日军以重兵突袭皮里村。那里的地道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呢? 杜伦中尉不相信我们“土地道”能对付日本人的进攻。现在,这位有“冒险精神”的美国军人已经身陷其中了,他情绪如何,是安是危?
事后,我才知道详细情况:敌人突然奔袭边关村,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决定趁夜转移到边关附近的皮里村去。可是杜伦不赞成,他对九分区作战科科长雷溪说:
“请告诉司令,对这个决定我很有意见! 既然转移就应该转移到大炮射程以外。皮里村离这里只有几里,大家的生命安全仍然没有保障。”
魏洪亮同志仍在发烧,两脚肿痛,不能骑马,只好坐在担架上指挥转移。他要雷溪同志向杜伦解释:日军的伎俩,我们早已摸透,突然奔袭不足为奇。皮里村的地道是双层的,安全可靠,叫他尽管放心。
“喔,上帝! 那种土地道。”杜伦连连摇头,背起自己的卡宾枪和左轮手枪,嘟哝着跟他们走了.
到达皮里村已是后半夜。高存信和马振武同志陪同杜伦来到卢大娘家里。卢大娘见来了八路军和盟军朋友,高兴地捧出花生、柿饼招待客人,把热炕让给杜伦睡,杜伦的情绪才好了些。他握着大娘的手,连声说:
“谢谢! 谢谢!”
拂晓时分。六七百日军忽然把皮里村团团围住了。原来,日军确实得到了盟军观察员到达九分区的情报。辛中驿据点的敌人赶到边关,挨家挨户一搜,没见美国人和八路军,河间的敌人则直扑皮里村来了!
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立即决定让杜伦下地道。高存信同志急忙把正在呼呼大睡的杜伦叫醒。杜伦一听有情况,睁开惺忪的睡眼,“嗷”的一声蹦下地,慌里慌张地就要往外跑。警卫员赶紧拉住他,告诉说村外都是敌人,要赶紧下地道。接着,他们按卢大娘指的方向,往壁画后面夹皮墙上的地道口钻。不想杜伦身子肥大,下到一半就卡住了。正在这时,村里响起了枪声,可杜伦的身子把洞口堵得死死的,上半截还露在外边,急得他“上帝、上帝”直叫唤。高存信他们一急,推的推,拽的拽,硬是把他送进了地道。
刚把杜伦送入地道,院子南房顶上就传来了哗啦啦的声音,卢大娘惊叫一声:
“鬼子上房了!”
“大娘,快下地道!”高存信同志举起手枪,向南房顶上开了几枪,敌人在上面惨叫着,随即“啪! 啪! 啪! ……”往下连打了六枪。卢大娘把高存信他们死命地往洞口推,用变了声调的沙哑嗓子喊着:
“他们要抓你们,快! 你们先下! 我不要紧。”
高存信他们刚进入地道,日军就冲进院子里,把卢大娘捉住了。
在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的住处,敌人上了东屋房顶,正要对准他们住的北屋射击,警卫员张建祥———一位白洋淀打水鸭的神枪手,急速地操起枪从窗眼向房顶打去,两个日本兵连人带枪栽了下来。魏洪亮、王道邦和雷溪同志便乘机钻进了夹墙里的地道。敌人拥进东屋,一串子弹打得他们鬼哭狼嚎,这是东屋的同志从“翻眼地道”的射孔里打的枪。这种地道挖下去又翻上来,成为凹字形,墙角或其他隐蔽处都有枪眼,既能向外射击,又不怕敌人用水灌。敌人转而扑向北屋,这时北屋的同时也从“翻眼地道”里向他们射击。就这样,东屋和北屋的交叉火力,打得敌人在院子里团团乱转,纷纷倒地。
这时,分区机关和直属队一百多人以及全村一百多户群众,全都下了地道。敌人在村里伤亡不少,却又找不到一个八路军,大为恼怒。他们到处放火烧房,寻找地道口。
在卢大娘家的院子里,敌人发现了一个洞口,可是谁也不敢下去,硬逼卢大娘说出八路军的下落以及地道里的情况。卢大娘一言不发。日本军官勃然大怒,用战刀刹去卢大娘四个手指头。
日军军官的嗥叫,卢大娘令人心碎的呻吟,雷溪他们都听到了。他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蓦地,他们从地道口猛虎般跃出来,冷不防地开枪,把日本兵撩倒了好几个。剩下的日本兵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雷溪同志趁机扑到炕边,抱起卢大娘。等大群敌人重新扑来时,雷溪他们已经带着卢大娘钻进了地道,在地道里为她老人家包扎伤口。
由于皮里村的一个奸细告密,日军一下子发现了四个地道口:一个是杜伦钻的那个地道口,一个是魏洪亮和王道邦同志钻的地道口,两个是分区的侦察科和侦察排同志钻的地道口。于是,他们便不择手段地破坏地道:烟熏、水灌、挖掘、施放毒气。
杜伦在地道里紧张极了。终于,他坐不住了,要雷溪同志领他去见司令员魏洪亮同志,说是有话要当面跟司令说。好在地道是相通的,雷溪同志答应了,并递给他一根照明用的蜡绳。这是用艾草搓成的,曾在融化的黄蜡里浸泡过,耗氧少,点着后不容易灭,只要一摇晃就能把周围照亮。当然,若是地道里用蜡烛或手电照明,效果会更好,可这些东西太贵,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是有钱也难买到。点油灯的话,烟太大,耗氧厉害,也不如蜡绳经济。我曾在地道战的小册子里写道:
“这种蜡绳家家都可以准备。部队人人都要有一把。”
想不到,现在连美国人也用上了它。
魏洪亮同志脚坏了,站不住,正在地道里爬来爬去,指挥大家与敌人来回地争夺地道口。日军逼着一个伪军下地道,被我们的战士王景芳一枪打死了,那家伙又被拖了上去。紧接着,敌人心生毒计,用绳子捆住一个村民,强逼他到地道里来侦察。可这人一下来,就被我们的同志认出是卢洛为大伯,马上给解救了,敌人拉回的只是一根轻飘飘的绳子。日军发狂了,便施放毒气。当冒着浓烟和火星的瓦斯筒扔进来时,警卫员陈学曾一声喊:
“同志们,往里去!”
他自己扑上去,抱着瓦斯筒冲到洞口,奋力扔出洞外,吓得院子里的日伪军,捂着鼻子乱跑。几乎是同时,皮里村的党支部书记从另一条地道钻过来,马上把洞里的防毒帘放下来,接着又把晕倒的陈学曾同志背到通风的地方。地道里又暂时平静下来。
杜伦见到魏洪亮同志,想尽量装得镇静一些,但是那声音仍然有些发抖:
“司令,情况怎么样?”
“不要紧。”魏洪亮同志坐了起来,亲切地安慰说,“我们司令部还在。”
“司令!”杜伦把肥胖的身子挪近魏洪亮同志,试探地说,“你不会把我交给日本人吧,那样,他们马上就撤退了,你们也就没有危险了。”
魏洪亮同志一听,正色道:“杜伦先生,你想错了! 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凡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都是朋友。共产党、八路军光明正大,不会做出卖朋友的缺德事。有我们在,就有你在。我们可以保证,你不久就会回到延安的!”
杜伦听了,既感动又尴尬,赶紧改口问:
“你们伤亡怎么样?”
魏洪亮同志回答说:“这种地道战,往往是我们伤亡很小,日本人伤亡很多。”
“噢! 顶好! 顶好!”杜伦像吃了颗定心丸,又返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去了。
日过正午,战斗仍在进行。来突袭的两千多名敌人,一部分正在外围与八、九分区的部队作战,一部分仍在皮里村里四处挖掘,寻找新的地道口。
在另一处地道里,隐蔽着魏洪亮同志的爱人肖哲和她那八个多月的男孩。她听到头顶上“嗵”的一声,便知道房门被踢开,敌人进了屋,正在翻箱倒柜地寻找地道口。沉重的皮鞋和杂乱的响动声传下来,把肖哲怀里的孩子吓着了。孩子咧嘴要哭。肖哲一看不好,赶紧用乳头堵住他的小嘴巴———只要一发出哭声,藏在这里的许多人和一部电台就会被敌人发觉。
那本地道战的小册子,曾谈到,为了防止婴儿在地道里啼哭,可给孩子灌几口酒,让他醉过去睡着,否则有奶他也不一定吃,难免还是要哭,一哭就会暴露目标。可是日军这次突袭皮里村,人们在睡梦中惊醒,仓促下地道,谁也没顾得上带酒。
可怜的孩子被憋得脸涨紫了,小手小脚乱舞乱蹬,肖哲却横下一条心,含着眼泪死死地堵住他的嘴。敌人没找到洞口,出去了。头顶上平静下来,肖哲连忙放松孩子,轻轻拍打他。谁知孩子已经被活活憋死在怀里了。
这一切,杜伦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的肚子饿了,便向雷溪同志指指嘴和肚子。大家都在紧张地战斗着,谁还顾得上吃东西呢? 但是雷溪同志还是向地道里的老乡要了一块玉米面饼,递给了他。杜伦接过硬邦邦的玉米饼子,连说了两声“谢谢”,便蹲在一边吃起来。吃完,他用手绢擦着嘴巴,这才听说司令的孩子被闷死的事,他吃一惊,似乎有些内疚。
“司令,听说你的孩子为我们牺牲了,我感到万分难过!”杜伦再次找到魏洪亮同志,用一种哀伤的口吻说。
魏洪亮同志虽然悲痛,但仍在镇静地指挥战斗。他派侦察员陈学忠从一个通往村外的秘密洞口突出去,给万震西率领的四十二区队送信,要他组织力量合击皮里村敌人。又派警卫员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有信心,万一敌人破坏了上一层地道,我们就到第二层去坚持战斗。天黑后,我们的大部队就会出动,那时候,我们就来个里外夹攻,打一个漂亮仗。此刻,听到杜伦的慰问,魏洪亮同志说:
“谢谢你的关心! 为了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已经牺牲了无数战士和老百姓,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我们会向他们讨还的。现在,我们正从高房工事上,从磨盘底下,从墙根后面,从庙台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你可以看一看。”
一位同志把杜伦带到瞭望孔旁边,让他看看地面上的情况。他吃惊地望着日军被不知从哪个方面射来的枪弹打翻,被不时爆炸的地雷炸得缩头缩脑,兴奋地大叫:
“顶好! 顶好!”
黄昏时,日军想溜,可魏洪亮、王道邦他们把敌人死死拖住。四十二区队接到出击命令,战士们把棉衣脱了,从很远的地方跑步赶来。这个区队最善于拼刺刀,一冲进皮里村,就与日军刺刀见红,杀得敌人鬼哭狼嚎。几个县的游击大队和区小队在地委书记陈鹏的指挥下,也赶到皮里村外,四处打枪。边关村的民兵和扛着锄头铁叉的群众也来了,敲锣打鼓,把敌人搞得草木皆兵。敌人抵挡不住,狼狈地向河间方向逃窜。杨栋梁率领的三十四区队派了一个连,躲在半路上打伏击,又打得日军丢盔弃甲,扔下不少死尸,剩下的敌人这才逃回了据点。
皮里村地道战胜利结束了。敌人伤亡了几百人。我们只伤亡了一老一小:房东卢大娘和魏洪亮同志的男孩。杜伦钻出地道,亲眼看见村里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惊叹不已。王道邦同志让杜伦稍事休息,吃点东西,然后派人把他连夜送回军区。那个向日军告密的奸细也被魏洪亮、王道邦同志和地委书记陈鹏查明抓来枪毙了。
杜伦穿着在地道里蹭得脏乱不堪的衣服回到张岗。他见到我,头一句话就说:
“将军,好险啊!”
我说:“杜伦先生! 我本来不让你去那里的……”
杜伦说:“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冀中的老百姓顶好顶好,中国一定胜利! 我回延安一定好好向我们的将军报告。就凭这个,他们也得给我晋级。”
杜伦离开冀中军区时,把他带来的轻型卡宾枪送给我作纪念了。我也送给了他一些纪念品。
杜伦走了。听说,他一路上总是念念不忘地道。每到一村,首先要问这个村有没有地道,他住的房子有没有地道口,直到听说有地道,他才放心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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