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刚刚消失,我叫人把俘虏的伪军带到指挥部来,一问,原来他们多数是当地人,在日军的刺刀逼迫下不得不来卖命的。我问起周围几个县城的情况,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
广灵城只有几十个日军,灵丘城的日军也不多,日本侵略军正忙于“太原攻略战”,在后方只有少数兵力占据着县城,以保护他们的交通线。
于是,我立刻命令三营出击,直取北面的广灵城。战士们抓起刚刚缴获的枪支弹药,揣上几包饼干,一边吃着,一边朝广灵城奔去。
从冯家沟漏网的几个日军,已经抢先逃进了广灵城。由于他们带去了运输队覆灭的消息,守城的日军一下子举止失措了:出城攻击吧,后力太少;弃城撤退吧,又无法保住交通线。正在这时,城内外忽然大乱了,四面八方传来了鸟铳、锣鼓、鞭炮和阵阵呐喊声,他们更是慌了神,全缩到城楼上去了。
原来,我军冯家沟战斗的胜利消息也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他们欢天喜地,故意弄出各种各样的声响,好像我军就要攻城,搞得守城的日军真假难辨。
下午三点多钟,三营兵临城下,当地群众更加高兴了,纷纷操起鸟铳、长矛、斧头跑出家门,协助我们攻城,造成很大的声势。广灵的城墙高一丈二尺左右,并不十分坚固,有的地段早已破落。三营一攻,便破城而入。守城日军纷纷逃窜,又被歼灭了几十人。
广灵城收复后,南面灵丘城的日军也就孤军难立了,他们只好弃城西窜,我们又收复了灵丘城。随后,我们又分兵向东、西、北三面推进。这样,不到二十天,我们就连续收复了涞源、广灵、灵丘、易县、蔚县、阳原、浑源等七座县城,并向平西地区和平绥、平汉铁路沿线大踏步地挺进了。
那是独立团大发展的日子,差不多天天都有收复失地的胜利消息传来,一一五师发来嘉奖令。
后来,田间同志和罗浪同志写过一首歌:
独立团,
一一五师的兵团,
独立团,
老红军的兵团。
过了黄河就打了腰站战斗,
这是第一个战斗,
这是胜利的战斗。
为了华北人民,
为了中华民族,
英雄们勇敢冲锋,
接连把七座县城一起收。
广大土地能够耕种,
百万人民获得自由。
十月底,独立团已由出征时的一千七百多人发展到七千多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还有特务营、骑兵连、通信连、炮兵连、工兵连,另外还组建了各地的游击支队和县大队,独立团宣传队也扩大为战线剧社。我任独立第一师师长。部队一下扩大几倍,干部显得很缺乏,我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领导,说我一个人搞不开,请求派邓华同志来当政委,派陈正湘同志来当一团团长。尽管当时各部队都在扩大,都缺干部,上级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把邓华和陈正湘两位同志派来了。
我和邓华同志是老战友,我到红一师当师长时,他曾经从红二师调到红一师当政委,我们彼此都很了解。这次能又在一起工作,我们都很高兴。
一天傍晚,我们行军来到涞源城东的紫荆关。邓华同志兴奋地叫道:
“古长城!”
我说:“上去看看,这是座雄关呐。”
紫荆关青史垂名,是长城上的险关要隘,地处居庸关、倒马关之间,立在太行山的薄阳陉上。古称五原关,宋朝时又叫金坡关,后因山上密生紫荆而易名为紫荆关。
这里是著名的古战场,民间流传杨六郎曾经在这里抗击外寇侵略的故事。站在城头上举目一望:远近群山峭矗,状如列屏。阵阵秋风里,枯草萎地,野兔窜动。古长城经过千年风雨,各种战乱的洗劫,已经破败不堪了。但它雄伟的身躯,时隐时现地蜿蜒在太行山巨峰重岭之间,夕阳再给它抹上一层金辉,雄风依然不减当年。它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就要在它脚下,在新收复的涞源、广灵、灵丘、易县、蔚县、阳原、浑源之间,秉承八路军总部和聂政委的意图,筹创抗日根据地。独立第一师成立后,我们立刻派出由方国华等同志组成的地方工作团,普遍、深入宣传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界“抗日救国会”。由它再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供给部队给养,实行合理负担,募捐、收集武器、粮、款等。这样,各个县的“抗日救国会”先后建立起来了。
接着,在晋察冀三省的接合部———恒山地区地方党建立了特委,并分别建立了县委和区委,王国权同志任特委书记。各县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由部队派出了县长,如:王茂斌同志担任了涞源县县长,侯国梁同志担任了灵丘县县长,张苏同志担任了蔚县县长,钟蛟蟠同志担任了广灵县县长,王道邦同志担任了浑源县县长,曾雍雅同志担任了阳原县县长,葛明远同志担任了易县县长。
以后,为了统一各县政府的工作,又建立了行政委员会,张苏任行政委员会主席。各界的“抗日救国会”又联合起来,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至此,党、政、军和抗日群众组织,在根据地七个县里初具规模了,并且不断地向其他地区开展工作。比如,七县之外的宣化、涿鹿、怀来、涞水、涿县、房山、良乡、宛平、昌平、应县、天镇、阳高等县,我们只控制了一部分村镇,便把其中每两三个县联合在一起,成立了联合县政府。
那些日子里,分区地方工作团几百人,宣传、发动、组织、武装群众,起到了很大作用。兄弟部队也在晋察冀的其他地区先后着手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大家的工作都很繁忙。我在独立第一师开辟工作的地区不时地从这个村镇赶到那个村镇,参加各种群众工作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几乎也没有闲的时候。
做群众工作,是我军三大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自不必说,长征路上做了一路,可以说人人都会做。可是现在群众工作的内容变了,要讲统一战线。工农群众当然还是我们统一战线中的基本群众,是我们依靠的力量,减租减息是我们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抗日的地主、绅士也要团结好。这是我们做群众工作一个新的课题。绅士彼此的态度也不全一样,工作内容真可谓丰富多彩。打开蔚县城,我们曾召开过一次绅士座谈会。绅士们的态度,十分典型。会前,我们发了请柬,准备了几样菜。
那天,绅士们衣冠楚楚,客客气气地来了。我把他们一个个迎进大厅内,请他们入座,发现其中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人有些异常。别的绅士都戴皮帽,穿皮袄,他只戴一顶旧毡帽,着一件棉袄,像个家境窘迫的小店主。奇怪的是,其他绅士都主动向他抱拳作揖,笑呵呵地搭话。我暗向旁人一了解,原来,他就是远近闻名的当地最大的财主王莆。关于他的情况,我早就听说一些,很希望他能为抗日多出些力量,多捐些粮款。现在一看他这打扮,我感到有些好笑:他是不是装穷噢。其实,他有多少杆护院枪支,有多少粮款,他家的佣工全都告诉我们了。
王莆祖辈很穷,母亲还要过饭。闹义和团时,他父亲救过一个外国神甫的命,后来,这神甫给他家不少银元。王莆用这笔钱做买卖,很快成了大财主。过去他没房子住,在破庙内容身,现在住房盖得和城楼子一样。早先他不分冬夏只穿一条裤子,现在他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都开有皮货庄。他没读过书,除了银元、纸币外,一个大字不识,但十分健谈,做起买卖来,旁人都说他有三头六臂。此人虽悭吝,但孝心颇重,人们都说,他是母亲要饭把他带大的,直到现在,他仍把母亲的话奉为圣旨。母子间一有不睦,他母亲就翻出当年的讨饭篮子、打狗棍来斥骂他。
饭菜很简单,两荤两素一个汤。吃饭时,大家互相认识了一下,各饮了几杯当地粬酒。饭罢喝茶时,我才开始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知识的出知识。等我讲完,绅士们也一个跟一个开始表态,大多是恭维奉承之辞,夸奖八路军作战英勇,表示拥护统一战线,就是不说自己要捐多少粮款。好些人眼睛都望着王莆,那意思很明白,要看这位大财主“献财”呢!
我笑问:“王莆先生有什么考虑?”
一个绅士从旁边插了句嘴:“谁人不知,王兄的银洋能从张家口铺到天津关。哈哈哈。”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兄家资雄厚,挑头说个数吧。”另一个绅士说。
王莆捧着水烟壶,连吸了几口,瞪了他们一眼,然后放下烟壶,缓缓站起身,向我欠下腰,说:
“在下是小有家产。各位高邻也有目共睹,这是鄙人多年血汗积累,不必相瞒。而今国难当头,抗战是民族大义,在下手无缚鸡之力,不能效前方将士为国捐躯,难道还不能为国捐财么?! 鄙人认捐———”他伸出了五个指头。
“五千?”一个绅士惊问,这个数字不算小。
王莆一摆头,背手高声道:
“暂时先捐五万元,若抗日政府认为不够,王某还可再作考虑。”
顿时惊叹声四起,好些绅士脸色都变了,王莆捐五万元,他们该捐多少呢?
王莆又说:“奉劝诸位一句,国将不保,家何能安?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与其让家财落入敌手,为何不献于抗日。望诸位三思。”
王莆言辞慷慨、滔滔不绝地表明了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狠狠将了其他绅士一军。于是,不管内心愿意不愿意,其他绅士也先后认捐了。不过,数目要小得多。有的说“量力而行”,捐了一千元;有的说“鄙人当等而下之,不敢与兄比肩”,捐了八百。
大财主王莆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先后捐了近十万钱粮,比全县财主所捐总数还多,也比较好地执行了抗日政府“减租减息”的法令,还同我交了朋友。从他身上,我感觉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力量,这项政策把一切能团结的人都团结到抗日的旗帜下了。尽管他们靠剥削为生,有些人曾残酷地榨取人民血汗,但在大敌当前时,仍有爱国之心,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愿意为抗日做些事,确实值得欢迎。
我另一个朋友,是灵丘县下寨一个叫孟凡棠的地主,他在一次会上一开口就认捐了一百多担粮食。会后,我们请他吃饭,他带着两个佣工,担着一口半人多高的坛子来了。
我问:“是酒么,我们可喝不了噢。”
他说:“不是酒,是山西老陈醋。清朝同治年间酿下的,家藏六七十年了。按现价,一两值一块大洋呢。请贵军尝个新鲜。”
我们感到新鲜,当场揭去泥盖头,倒出半碗来,果然香气扑鼻,细看:这醋已不是常见的那种样子了,已成又浓又稠蜂蜜似的胶汁了。
“得用水化开才能吃。”他说。
随即,我对上开水尝了一口,这醋酸中带甜,香味不绝。我便让身边的同志把这坛醋分到各部队去了。
上面两人是当地比较进步的绅士,当然也有视财如命,甚至敌视抗日政府的财主。对付他们,光动员不行。我们就通过他家的佣人、长工把他家所藏的枪支、钱、粮一样样搞清楚,然后把埋藏的地点公布于众,这样,他也就不得不捐助了。
十一月七日,晋察冀军区成立了,聂荣臻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我们独立第一师所开辟的察南、雁北、平西及保定以西的冀西地区,被划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①,我被任命为独立第一师师长兼一分区司令员,邓华同志任师政委兼一分区政委,熊伯涛同志任分区参谋长,罗元发同志任分区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一分区是晋察冀军区北面的门户,是通往平西、平北、冀东以至东北的通道。它在地理上是晋察冀三省直接接壤的部分。比如我们收复的涞源县城,它就属河北省,灵丘、广灵、浑源就属山西省,蔚县就属察哈尔省。是敌人占据的四大战略据点———北平、保定、张家口、大同合击的中心。我们一分区和独立第一师要守住晋察冀军区的北大门,就要经常和从北面张家口、大同出来的日本侵略者的“蒙疆国驻屯军”和从北平、保定出来的日本侵略者的华北派遣军及其附庸齐燮元的伪军作战。发动群众抗日,开辟这块地区,这就是一分区所面临的任务。
可是这时的一分区,也和整个华北其他地区一样,正处在群雄并起,“司令赛牛毛”的时代,各色各样武装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们除了要经常研究敌情,加强对敌作战之外,还要经常研究友情,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处理好与友军的关系;识别哪些是真正抗日的部队,哪些仅仅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及其各色游杂武装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部队内部也是够复杂的。大多数是下级官兵真心抗日,上层动摇不定或别有其政治目的,也有和日军暗中往来的。这种部队,往往一夜之间变化很大:它今天抗日就是友军,明天一旦投敌当伪军就是敌人。
当时在一分区活动的,除我们分区独立第一师是一一五师的正规兵团,是平型关战斗下来一连收复七座县城,众望所归的抗日部队之外,尚有平西的“国民抗日军”,察南的“黑马队”,保定西北的“七路军”,易县赵玉昆的“十路军”,高宏飞的“三路军”和涞水、涿州一带的其他游杂部队。
其中,名义上一度是赵同当司令,而实际上是由我北平地下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国民抗日军”,是抗日最坚决的一支部队。一九三八年夏天,这支部队与一分区部队的合并,加强了分区部队的战斗力,对于后来改造其他各色游杂部队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分区成立以后,将边区抗日政府颁发的政令、法令通过布告、标语等形式贴了出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当地群众参加八路军。这些布告、标语一贴出去,立刻就引来各色各样的人,引起统一战线工作的大开展。
一天中午,两个骑马穿便衣的人找到驻蔚县的独立第一师师部,为首的是李清川,另一位是为他带路的当地人。李清川见到我和邓华政委,笑着介绍道:
“我们是‘察南抗日别动队’的,见到你们的布告了。此行一是祝贺贵军连日来作战胜利,二来想和贵军商讨一下联合抗日事宜。请多多指教。”他抱拳拱了一拱,拿出一封信件来。
那信不长,内容和李清川说的差不多,信末却盖了个茶杯口那么大的印章,很气派。
我们热情地请他俩进屋坐定,他俩左看右看,处处感到新鲜。李清川问:
“你们就是共产党的红军吧?”
“我们是由红军改编过来的。”
他喜道:“好好,找的就是你们。”
我问:“你们领导人是谁,部队有多少人,现驻扎在哪里?”
“咱们这队伍是王天存、段如山、我和刘永祺几人拉起来的。王天存是大队长,段如山是参谋长,我是副官。共三百来人,二百来条枪,一百多匹马,现驻在广灵县火烧岭阳圈村。”
邓华同志点头笑问:“你们呀,就是老百姓说的那支‘黑马队’吧?”
“是是。王天存原是中央军骑二师骑兵连连长,他奉师长张承德———就是张夜猫的指令,到察南来拉队伍,打游击。”
我们明白了。据说张夜猫又称夜猫张,察北人,年轻时干过“胡子”,也就是土匪,抡一根大棒,三五人近不了身,夜间眼力好,能使双枪击中远处烛萤般的兽眼。因此匪伙尊他为头,称之“张夜猫”。此名流传开来,成了江湖浑号,正名倒不大为人所知。他在察南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马队,群众叫它做“黑马队”,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坐骑一律是黑马,而是形容他们人野心黑,近似草寇。
蒋介石和阎锡山曾几次派兵清剿“张夜猫”,也都没剿掉。剿不掉就封官,于是“张夜猫”就成了“中央军骑二师师长”。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围剿过已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
“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陈诚的部队拼命往南跑,“张夜猫”大骂国民党一通,便和他们分手了。随即,他带着一伙人跑到察北老家拉起了一支队伍。
李清川详细讲完他们队伍情况,正色道:
“我们几个人和‘张夜猫’还不一样。我们对共产党、八路军慕名已久,对朱(德)、毛(泽东)更是敬佩。八路军在国军南撤时,孤军北上抗战,是全国榜样。看到你们的布告后,我们几个人碰了个头,决定先来联系,如蒙不弃,愿投贵军,充当抗日前驱。”李清川有些激动。
我问:“‘张夜猫’知道你们的意思吗?”
“还没见到他,估计他不知道。”
;那么,他会不会同意你们加入八路军?”
“我们这支队伍,他管不了。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坚决参加八路军。”
邓华同志说:“八路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发饷,生活艰苦,战斗频繁。这些,你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考虑好。”
“哈,这才证明八路军和其他队伍不一样嘛。”李清川很坚决。
接着,我们又向他介绍了党的抗日主张和目前敌我双方战争形势,并且解答了他们想了解的几个问题。
当晚,李清川在蔚县县政府宿下了,我们则向军区聂司令员报告了此事。聂司令员复电同意我们收编这支队伍。
第二天一早,我向李清川传达了军区的决定,李清川高兴得连声说好。于是,我们给李清川和那位为他带路的人各发了一套八路军军装,嘱咐他们:立即返回阳圈传达军区指示,收拢人员、武器和马匹,尽早到蔚县来与独立第一师会合,我们在此等候。
数日后的一天傍晚,邓华政委忽然跑来告诉我说:
“师长,他们来啦!”
我随他赶去一看:山脚拐弯处传来几声马嘶,接着一支黑压压的、极不整齐的队伍进了村庄。有骑牲口的,有徒步的,在那些牲口中有高头东洋大马,也有骡子和叫驴,枪支也是杂七杂八,有雀头盒子,有“中正式”,有“土压五”,也有鸟铳,着装更是五花八门,有阎锡山部队的军装,有日本军装,有农民的黑袄,也有商人的皮袍,人员也老少不一。
李清川和几个腰携短枪的人跳下马,匆匆向我们走来。我想那几个大概就是王天存他们,经介绍,果然是。同时,我也注意到有一个老头微弓着背在我们旁边徘徊,一声不吭。
王天存向我介绍道:“哦,这位是骑二师张师长。”
老头向我拱拳道:“不敢当。鄙人张承德。”
嗬,他就是“张夜猫”呀。我仔细瞅了瞅他。他大约六十多岁,个头不高,脸庞黄瘦,肩头搭个蓝布褡裢,里面鼓鼓囊囊不知装些什么,穿一件短皮袄,没枪。从他满腿泥尘、雪沫判断,他甚至连马也没骑,是徒步跟着队伍走来的。
“张夜猫”身后站着一条大汉,冷面横眉,不声不响,身上也没枪,一手叉腰,一手拄着根酒盅粗、齐眉高的水火棍。看来,他是“张夜猫”的徒弟兼保镖了。
“欢迎你来。”我说。
“八路军威名远扬,老朽甘拜下风。此行只想交个朋友,长些见识,没有别的意思。”“张夜猫”微微一笑。
队伍进村住下后,李清川、王天存告诉我:
“‘张夜猫’是来探八路军虚实的。”
原来,前几天,当“黑马队”收拢了队伍准备开来与我们会合时,“张夜猫”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带着一个保镖从察北赶到阳圈,要亲自到蔚县看看,看是否真有一支红军改编的部队,看这支部队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打得过日本人。可是他倔,硬是不肯骑王天存给他的马,而是自己一步步跟着走来的。
我和“张夜猫”谈了一次话,他对八路军的军纪、战绩、抗日热情和军民关系深为敬佩,对王天存“黑马队”加入八路军也表示赞同,但对我们的武器却有些看不上眼。我劝他留下和我们共同抗日。他不肯,说:
“野惯了,还是各干各的吧。”
我说:“既然如此,也好。我们还是友军,今后有困难,还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准备了一些酒和菜,请“张夜猫”吃了一顿饭。饭罢,他抱抱拳告辞后,便和那个保镖徒步离去了。
后来,我们把王天存带来的队伍编入独立第一师第二团。为了争取王天存,我们让他当了二团团长,原团长黄寿发改任副团长。段如山任参谋长,李清川任军需处长。而二团原有的不少红军干部,却都成了王天存、段如山二人的下级,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与重视,希望他们能够在革命斗争中改造自己。可是,王天存到了八路军,既过不了艰苦生活,又受不了严格纪律的约束。由于贪图钱财和物质享受,一九三八年七月,他带着两个亲信偷偷地跑掉了。这样的人跑了,对部队有利无弊,我们也不去寻他。
谁知这一年冬天,“张夜猫”只身骑个小毛驴又来到涞源我们营地,既没带枪也没带保镖。见到我,老远就抱拳施礼道:
“对不起啊,杨师长,对不起!”
我有些诧异:
“怎么回事啊,张师长。”
“听说王天存又跑了。这小子怎么搞的?”
我说:“八路军过的苦日子,他受不了,就跑了。”
“我‘张夜猫’最恨这等没脸皮、没心肝的软骨头,最恨忘恩负义、言而无信之徒。当初,他只带了十几匹马过来,我就让他当连长,他嫌官小,跑你们那儿去了。你们委他个团长,待他那么好,他还是‘跳槽’。”
“张夜猫”接着又告诉我,说他本人在察北一带的马队,被日军打散了,现正在重新组织,经费困难。我们便资助了他二百块银元,又根据他的要求,委了他个“察北游击司令”的官衔,请他喝了两杯酒。傍晚,他骑上小毛驴,兴冲冲地走了。
收编“黑马队”前后,我们已开始往平西方面发展抗日根据地。斋堂以西,樊山堡南面,有座大山叫十八盘。一天,我们的部队在那里抓到了两个便衣,带回来一问,他们说:
“我们是‘国民抗日军’的。”
我有些意外,便催促道:
“那就谈一谈你们‘国民抗日军’的情况吧。”
他们说,“国民抗日军”是一支抗日游击队,有一千多人,总司令是赵同......
冯家沟战斗后,我就听说北平西山一带活跃着一支游击队,由于成员大多是东北流亡学生和北平抗日青年,所以又被那里的群众称作“学生军”,想不到今天碰上了。我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八路军总部和军区。当天,总部就回电,让我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主任的名义,给他们写一封信,要点是:一、向“国民抗日军”表示慰问;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情况;三、如果他们愿意联合作战,我们表示欢迎。
我们遵照总部指示,写了封信交给他俩。他俩欢喜地带着信回去了。
十一月初的一天黄昏,我接到二团副团长邱蔚从驻地西合营打来的电话。他报告说:北平西山游击队派来一个先遣小组,寻找八路军,刚刚到达他们那里,是焦土②同志带他们来的。
我问:“就是‘国民抗日军’吧?”
“是的。他们收到总部的信了,派人来同我们联系。”
“来的是些什么人?”
“三个秘密共产党员,除名叫焦土的外,还有戴昊、宋元,都是‘国民抗日军’里的干部。”
我又惊又喜,想不到,“国民抗日军”里有党的组织。
“好好招待他们,明天一早,你派人把他们护送到我这里来。”
放下电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华同志。他异常高兴,当晚就要赶去看望他们。我说:
“让他们好好歇一夜吧,明天就见面了。”
邓华同志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我们总算和北平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接上头了。”
第二天,邱蔚同志陪着焦土他们来到蔚县城,我和邓华同志出门迎接。见面时,三个青年人欣喜得眼睛都湿润了,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不放,说他们在北平搞学生运动时,就听说了不少红军英勇奋战、长征二万五千里的感人事迹。自从红军改成八路军到达抗日前线后,他们曾想尽办法来联系,今天总算如愿了。
我们把他们请进屋中,做了竟日长谈。
原来,“九·一八”以后,东北“救国会”曾经派出一批青年学生联络南面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在这批学生中,有一位名叫赵同,他先投辽南义勇军邓铁梅部，邓部溃散后,他就跑进关来了。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武装民众抗日的方针指导下,在华北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里,在北平党和东总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利用赵同等搞过义勇军的军事经验,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随后逐步锻炼成长为一支受党领导的上千人的游击队。
八月二十二日深夜,这支武装砸了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放出一批被囚的共产党员和政治犯以及八九百个刑事犯,扩大了队伍。从此,他们打起“国民抗日军”的旗帜,活动在北平郊区。随后,他们又进行了黑山扈战斗,消灭了六十多个日本侵略军,还用步枪打掉一架飞机,轰动了北平市。日伪军大为头痛,称他们为“西山赤匪”,却又奈何不了他们,便在秋末出动一个师团的兵力对他们进行全面“围剿”,把平郊三十多股各色各样的游杂武装全打散了,但这支“抗日军”却跳出了包围圈,进入了昌宛山区,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斗争越来越艰巨了。
这时,“国民抗日军”忽然接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主任的信,顿时轰动了,共产党员和绝大多数战士们都坚决要求同八路军会合。赵同犹豫了几天,勉强同意派出一个先遣小组前来联系。
当时,“国民抗日军”的领导人有:司令赵同,政治部长高鹏,秘书长汪之力,总参议陈大凡。我们共产党在这支“抗日军”中有一个秘密组织:队委会。王远音同志是书记,汪之力同志是副书记,陈大凡、王建中、史进前是队委委员,此外还有党员尚英、张如三、焦土、尉迟修职、王达等几十人。他们在这支部队中做了大量工作,在连队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成功地改造了这支部队,共产党的组织这时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队伍。
可是,他们处境仍然挺困难,缺乏被服、医药、子弹,伤病员也不少,冬天又快到了,北平敌人可能进行新的“扫荡”,队伍领导层中情况复杂,赵同一直想抓权称王,独树一帜,内心并不愿意与我们会合。因此,团结、斗争、改造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他们拿出了一封信。在信中,“国民抗日军”的领导人要求组织一个参观团,到蔚县八路军驻地来参观学习。我立刻把情况电告聂司令员,同时转达了他们的要求。当天,聂司令员就回电了:同意“国民抗日军”来蔚县,所需物资装备,由独立第一师尽全力予以补充。
我把电文拿给他们看,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当天就要动身回平西传达军区指示,我们又留他们休息了一夜。天亮后,他们换了身衣服,带上干粮,出发了。
十一月中旬,“国民抗日军”移驻蔚县川途中,派来了二三十个队干部,由赵同带队,前来我师参观,其中有七八位秘密共产党员。我们济济一堂,笑容满面。
我先转达了聂司令员的问候,然后代表部队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高鹏和纪亭榭激动地倾诉了他们渴望同八路军共同抗日的心情。
赵同也略说几句“很受感动”之类的话,说着说着,便有些忘形了,带有些炫耀意味地介绍起他自己早先在东北坚持“抗战”的经历,是如何苦战,如何招兵买马,直至现在有多少杆枪,打死过多少日军,北平的敌人是如何怕他等等。正说得起劲,忽见身旁高鹏不屑地扭开脸,他便知趣地止住话题,转而称颂起八路军的赫赫战绩来了。最后他表示希望获得我们的支持。
我明白,他说的“支持”,是指粮、财、弹药、医药一类,特别是过冬的被服。我说:“既然你们‘抗日军’愿意到蔚县来整训,那么,所需物资我们包了!”
会后,我和邓华同志又同其中的党员分别谈了话,进一步了解“国民抗日军”的情况,并且传达军区指示,希望他们做好工作,把“国民抗日军”整训好。他们都十分赞同。
过了几天,“国民抗日军”到达蔚县近郊,我和邓华、熊伯涛同志带着队伍去欢迎他们。两支队伍会合时的情景真是热闹极了。
我们的战士在路旁列队,呼口号,鼓掌,带着红蓝两色袖箍的“抗日军”战士拥上来,握住我们战士双手,笑啊跳啊,欢呼声像海浪一样此起彼伏。
他们中不少人是知识分子,一激动起来,就泪光闪闪,有的还高声吟诵诗句,大家都沉浸在欢乐情绪里。
到了驻地,战士们又把自己珍藏的毛巾、肥皂、香烟送给他们,还有的战士把自己身上的毛衣、皮袄脱下来,硬塞给衣履单薄的“抗日军”战士。
在蔚县城里,县长张苏为欢迎“国民抗日军”,还主持召开了隆重的群众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我们的一个连队,由副营长林必元带着。他们荷枪步入会场,口令响亮,队列整齐,步伐雄壮有力。一声令下,全连战士唰地盘腿坐下,胸挺腰直,没有一点杂音。这情景使“抗日军”感到惊奇,他们由于过惯了行踪不定的游击生活,猛一见我们战士组织得这样严谨,一个个赞叹不已,情不自禁地议论说:
“到底是老红军,走起来都不一样!”
“枪不怎么样,人可是蛮厉害!”
“咱们也受受这种训练就好啦!”
各方代表讲话以后,接着是我们一分区战线剧社为“抗日军”演出。他们看着那些节目,简直入了迷,想不到八路军能征善战之外,还有这一手。每个节目过后,都是一片掌声,会议一直开到中午才散场。
散会以后,“国民抗日军”中的几个学生还跑上台去,非要看一看演员卸装不可,他们以为演戏的肯定是从城里请来的戏班子,哪知,全是八路军战士,不由得口口声声说:
“不得了,真不得了!”
就在“抗日军”看戏的时候,城内群众已经在杀猪宰羊,准备犒军了。等他们看完戏回到驻地,县政府就带领群众肩扛车推,送来了大量慰问品:宰好的猪、羊、鸡以及煎饼、腌蛋、红枣、柿子等。根据地群众的热情,使他们非常感动。
当天,我们发给了“国民抗日军”许多纸币,给每人发了棉袄、棉裤、棉帽、棉鞋,还给他们伤病员重新包扎、治疗。傍晚,“抗日军”的干部、战士换上新装和我们一起会餐,气氛十分融洽。
不料,吃饭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国民抗日军”的一总队长纪亭榭和二总队长宋鸣皋,不知在哪张餐桌上拾到一张文稿,匆匆浏览了一遍。原来这是份机密电报的底稿,上面有:“抗日军”各领导人的出身、经历、政治态度和会师后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团结和争取主要领导人的方针等等。电文已拍往晋察冀军区,这是我们一位同志由于喝多了酒,不慎遗忘在餐桌上的。
纪亭榭和宋鸣皋看罢,很吃惊,纪亭榭说:“啊! 共产党真不简单,他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弄得清清楚楚,在我们来到之前就报告到杨司令这里了! 好些是多年前在东北义勇军里的事呀,他们怎么也知道?”于是,纪亭榭和宋鸣皋断定:“抗日军”里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开展工作很久了。他俩回到自己的小屋里,便悄悄地议论起来。
“你看谁是共产党?”宋鸣皋问。
纪亭榭说:“具体的我搞不大清楚,反正咱俩都不是。”
纪亭榭几年前就想入党,也打听、寻找过党组织,可惜一直找不到,直到今天才知道不仅自己队伍里就有党组织,而且他们的工作很活跃。
宋鸣皋问:“你看陈大凡像不像?”
“陈大凡在‘东联’③是搞统一战线的,从苏联回来的。”
“汪之力呢? 史进前、张如三、尉迟修职他们呢? ……”
他俩又猜测了一阵,有的猜对了,有的猜错了。后来,宋鸣皋把小炕桌一拍,高声道:
“是喽。那些不要金银财宝的人,八成是共产党!”
一句话提醒纪亭榭,他记起来,“抗日军”刚组成时,赵同为筹集军费,率领队伍武装挖掘了清朝七王爷坟,搞到几麻袋金银珠宝。这件事遭到队伍中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赵同为了安抚军心,给每个人分发了一些玛瑙石、珍珠串、如意、扇坠等小件玉器。其中许多青年学生不肯要,有的扔了,有的把它们送给了当地穷苦百姓。那种表现,不就证明他们“在党”嘛!
这下他们基本猜对了,也明白了过去想不通的许多事情。
第二天,高鹏、纪亭榭找到我,讲了昨天看到电文底稿的事,接着诚恳地提出入党要求。于是,我和高鹏、邓华和纪亭榭分别在两间屋子里同时谈了次话。我们代表党组织对他俩的入党愿望,表示热烈欢迎。“抗日军”的这两位领导人,一直是中心队委的可靠战友,每当我们共产党和赵同发生分歧的时候,常常是通过他俩去做赵同的工作,劝其放弃错误决定。因为他俩和赵同一块在东北干过义勇军,在部属中有威信,所以赵同不敢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哪知,我们话还没谈完,天空就传来了敌机声,参谋匆匆送来情报:日军分八路进攻晋察冀军区,总兵力达两万多人。北路张家口之敌日夜兼程南下,已逼近蔚县城。东面也赶来了“蒙疆国”伪军李守信的部队。谈话不得不中止,我们从屋里出来了。
“先打仗吧,打胜了再谈。”邓华同志对纪亭榭说。
我对高鹏说:“所需弹药,我们马上抽调给你们。”
紧接着,军区来了作战命令,分区各部队立即开始行动。我率主力经广灵南撤到涞源以西地区,邓华同志率分区机关和少数部队直接撤向涞源城。尽管我们的供给十分困难,我们也还是从部队里拨出一批弹药,支援了“国民抗日军”。
眼下就要分手了“抗日军”的好些人告诉我:到了根据地,就好像到了家里一样,吃得饱、睡得宽不说,不怕被袭,不愁供给,还上了一堂大课。
我瞅了瞅他们,每人从上到下都焕然一新,可有人却掉下了眼泪,他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强颜欢笑地向我们招手致意。然后,他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向西行进,遵照军区的指示,转移到阜平整训去了。我明白:他们前面道路依然曲折,有斗争,有歧途,有胜利。
这时,我们却向南,奔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敌人这次分八路进攻,重新占领了涞源、广灵、灵丘等县城,我们则进入深山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不久,我们再次收复涞源。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春天,敌人沿平汉线大举进攻,又第三次占领了涞源城。此后,我们连续进行了王安镇、紫荆关和佟川战斗,掐断了涞源敌人的供应线,第三次收复了涞源城。
就这样,涞源城一直是处在敌我的剧烈争夺中。敌人总是想占据它,从根据地撕开一个缺口,安上一颗钉子。我们总是在不断收复它的过程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三月,军区遵照中央指示,建立宋(时轮)、邓(华)支队,准备挺进冀东,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拨调我们一分区的主力部队———老三团,并拨调了分区直属队一部给邓华同志组建指挥机关。而后,开到平西地区进行东进的准备工作。这时正是我们第三次收复涞源城之后,独立一师一团在分区指挥下为了配合宋、邓支队挺进冀东,组织了东进支队,由陈正湘、王道邦同志负责指挥,跃过平汉线,进入冀中地区活动。他们一路占领了容城、雄县,过拒马河到了霸县地区,然后进入任丘、河间、饶阳、安平地区。到了初夏,一团从保定南面西跃平汉线,回到了一分区根据地。
自从邓华同志走后,分区的领导有罗元发、熊伯涛和我,我们又重新组建了新三团。
①雁北地区一九三八年夏以前归一分区管辖。一九三八年夏至一九三九年秋成立了雁北分区,由三五九旅管辖。一九四茵年雁北成立五分区,邓华同志任司令员。一九四一年取消五分区,雁北又归回一分区领导。为加强领导,一分区成立了雁北指挥所,高鹏同志为司令员,罗元发同志为政委。平西地区一九三九年以前归一分区管辖,以后成立了平西分区,由挺进军萧克司令员领导。
②即焦若愚同志。
③“东联”,即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平成立,先后有十几个抗日群众团体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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