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先锋 名垂青史 ——缅怀杨成武同志

作者: 罗元发

杨成武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可他的革命业绩和音容笑貌依然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和杨成武是闽西老乡,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战友,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暴动时参加革命的同志。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战斗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

我和杨成武同志初次面见是1935年秋。遵义会议后,我在红三军团保卫部任执行科长,所在部队长征中走出草地,过腊子口,进驻到哈达铺地区进行休整。9月,杨成武所在的红一军团红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四大队,他任大队政委,我所在的红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我们便认识了。部队整编后继续前行,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军刘志丹部队胜利会师。

我和杨成武同志初次面见是1935年秋。遵义会议后,我在红三军团保卫部任执行科长,所在部队长征中走出草地,过腊子口,进驻到哈达铺地区进行休整。月,杨成武所在的红一军团红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四大队,他任大队政委,我所在的红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我们便认识了。部队整编后继续前行,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军刘志丹部队胜利会师。

    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后,我到延长县宣传动员了700多人参加红军。扩编后的红军于19361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番号,杨成武任第一师政委,我任一团政委,杨成武政委与陈赓师长率领我们参加了东征战役。不久部队回撤陕北,我调任红一师政治部主任。19377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为了团结抗日,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底,红一师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独立团。杨成武同志任团长,熊伯涛同志任参谋长,我任政治处主任。在红一师的改编誓师大会上,聂荣臻司令员宣读了改编的命令,罗荣桓讲了话。会后,大家纷纷请战,希望早日开赴前线。当时,许多红军战士对帽子上加上国民党徽章感到心里不痛快,思想有情绪。经过做工作,为了抗日,后来想通了,把红军的五星和八角帽像宝贝一样地收藏起来,大家换上了新军帽。

不久,独立团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第一个大的战役便是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在这次战斗中,杨成武同志出色地指挥了腰站阻击战,有力地配合师主力歼灭敌人。

月初,杨成武率独立团从原平经代县向平型关方向的大营镇急速行进。部队正在挺进途中,林彪师长和聂荣臻政委突然向杨成武发来指示:“按原来计划已经来不及了,为了给疯狂的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要利用平型关一带有利的地形,来一个伏击战,你部马上向平型关右侧上寨、下关集结,随时准备出击。”

接到命令后,杨成武率独立团连夜赶了100多里,于凌晨赶到上寨镇。杨成武立即开始紧急备战,我作政治动员,侦察监视敌人。师首长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分析敌情,特别强调决心打响第一仗的重要意义。独立团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灵丘至平型关的道路,阻击增援之敌。同时截击从平型关溃退之敌,保证师主力在平型关正面围歼敌人。

按照师首长的作战部署,9月日清晨,杨成武同志率独立团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涞源县通往灵丘至平型关的交通要道腰站进发,部队到达时日军已占领了山上马鞍形的隘口驿马岭。我独立团前卫一菅到达白羊壁时,与敌人的侦察部队遭遇。杨成武果断下令突袭。战士们猛打猛冲,将敌人击溃,击毙敌人几十名,战马数匹,还缴获一面日本旗和一部分物品。

下午4时,敌军一个联队继续由涞源向腰站方向增援,敌我双方对峙在白羊壁、安京一线。杨成武团长与我们一起研究后,马上命令司号长吹冲锋号,接着全团的司号员一起吹起号来,迷惑敌人,同时,其他两个营随着冲锋号冲了上去,敌人摸不清八路军到底有多少人,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腰站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一天一夜,敌人仍被阻击于此,前进不得。独立团的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师主力在平型关方向围歼敌人。

10月14日,我们独立团进到广灵、灵丘间的冯家沟地区伏击增援平型关之战。各部队按照计划部署好后。第二日黎明,晨雾初散,日军的运输大队进入了伏击圈,顿时,杀声四起,枪声大作,没有丝毫准备的日军乱作一团,战斗只用了短短30分钟就结束了。冯家沟一战,独立团打死打伤敌人100多名,缴获许多枪枝弹药,以及饼干、食品上千箱,还缴获了80匹骡马及所有车辆。

平型关战役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灭敌人的重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为此,第一一五师首长来电通报了平型关战役全歼日寇坂垣师团主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的重大胜利,并且特给杨成武及独立团全体指战员发来嘉奖令。

独立团又接连收复了灵丘、广灵、涞源、蔚县等县城和广大地区,平型关战役后,我团政治处派出干部配合各部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群众,切断了敌人在晋中的交通运输线,使忻口敌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取得作战胜利的同时,抗日武装力量迅速扩大,青壮年踊跃参军,我们八路军独立团由原来的1777人很快增加到7000多人,扩编为独立第一师,恢复了一、二、三团的建制。杨成武任独立第一师师长,我任一团政治委员,不久又调任独立第一师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1月,第一一五师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了晋察冀军区。独立第一师兼所属第一军分区,杨成武同志兼任司令员,邓华同志兼任政委,我兼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春天,根据党中央洛川会议和晋察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我们一分区的工作重点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并且实行减租减息,拥政爱民和发展生产,惩办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我们政治部组织了由民运科长方国华带领的地方工作团到各县、区、村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

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各界抗日救国会、武装游击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妇救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建立起来,发展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并培养了一大批地方干部。

赵志珍同志参加了地方工作团的工作。赵志珍同志是河北易县妇救会主任。别看她岁数不大,干起工作来却有板有眼,说起话来更是条理清楚。几次开会,给杨成武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赵志珍眼里,23岁的杨成武是个了不起的传奇人物,年轻有为,精悍潇洒,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了。他1 4岁参加闽西农民暴动,17岁当团政委。五次反“围剿”出生入死。长征中他所在的团是开路先锋,血战湘江、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抢占腊子口……一路过关斩将。在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战中,他率部在腰站阻击日军,保证了大战的顺利进行,又立战功……他们开始了接触,交往中相互间越来越了解。于是,有一天我找到赵志珍说:“小赵啊,我要给你做媒啦!”不久,聂荣臻司令员批准他们结婚。1938年11月28日,在涞源县北城子村,他们结婚了。

这天杨成武照样忙他的工作,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开会的干部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才说:“今天都不要走,都去喝我的喜酒!”

我和方国华做了主婚人,婚礼简朴而热烈。婚后,他们没有过什么蜜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中。虽然他们驻地相隔不足一里路,他们还是按当时的规定,每周只见一次面。后来为了工作,也为了给别的干部做榜样,赵志珍转到地委工作,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更少了。

与此同时,为了巩固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我们一分区(在杨成武司令员领导下)军事解决了以抗日名义拉起来的地方武装“七路军孟国臣”,收编改造了赵玉昆的“十路军”编为新的五支队、派王道邦同志任政委,韩庄同志任副司令,王建中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还派了一批骨干到五支队做工作。后来,虽然赵玉昆叛变投敌,但五支队还是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它所属的第25、26两个团,在1940年还参加了百团大战。

1938年夏天,由北平地下党为骨干组成的五支队领导中赵同叛变,杨成武同志到平西接迎五支队到达一分区。韩庄、王建中、张玉山、纪亭榭、史进前等同志大部分都留在一分区工作,加强了一分区的骨干队伍。

秋天,敌军实施对我根据地的大“扫荡”主要进攻晋察冀,当时晋察冀军区驻扎在阜平县附近。第一次敌人集中7000余人从保定以北进攻阜平,动用了飞机、大炮、骑兵、坦克。11月1日至3日,打了三天,我们一分区部队,配合三分区打敌人,敌人伤亡1 300多人,我们伤亡了400多人。敌人放了毒瓦斯,我们中毒的大概有六七百人。打了以后,我们晋察冀军区主动转移,放弃了阜平。聂司令根据整个形势,给杨成武打电话要他率一、三团迅速转移到北面消灭北面的敌人。

从1939年初开始,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部队根据聂荣臻司令员“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准备粉碎敌人更大规模的‘扫荡',保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集中在南、北娄山为中心的地区,进行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部队经过近三个月的休整训练,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军事技术也有很大进步,战士们的杀敌情绪高昂、饱满,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消灭敌人。

晋察冀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恐慌,尤其是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敌人已没有力量进行战略进攻扩大占领区,而改为巩固占领区。在华北地区,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指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际上从1938年开始,驻华北日军开始大举进攻晋察冀根据地,妄图剿杀我抗日武装。

从5月开始,我们一分区部队在杨成武同志指挥下,连续主动发起攻击,消灭敌军。

5月20日,我们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军民胜利地进行了大龙华战斗。此次战斗,全歼大龙华守敌,重创梁各庄援敌,共消灭木曾中队长以下日军官兵400多人,俘虏易县指导官兼警备队长穴田等11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资,还缴获了敌华北方面军和一一O师团司令部等高级军事机关颁发的一批机密文件共50余册。聂荣臻司令员高兴地指出:“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比缴获几百支枪、几门炮都重要得多。

11月初,我军获悉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1000余名日伪军由辻村大佐率领准备进攻银坊一带的八路军驻地。当时,杨成武正在军区开会,得知这个情况后,聂荣臻指示杨成武消灭这股敌人。杨成武决定在雁宿崖设伏消灭敌人。11月3日,我军伏兵雁宿崖,在战斗中分割包围敌人,猛烈攻击,击毙日军600余人,打了一个大胜仗。

雁宿崖伏击战的胜利,激怒了日军,“驻蒙疆屯军”最高长官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自带领1500多兵马,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杨成武司令员决定派一部分部队抗击敌人,诱敌到易县,涞源交界的黄土岭附近。果然阿部规秀追寻八路军行踪,率队直向黄土岭方向扑来。我一分区第25团在团长宋学飞指挥下与当地群众密切配合,进行坚壁清野。11月7日晨,日军组成数路纵队急向黄土岭开进。中午,埋伏在上庄子附近的我一分区各团全线出来,炮兵向敌主力纵队猛烈炮击,给敌人很大杀伤。敌人完全被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五里长的山谷里,拼命顽抗。我们从望远镜中观察到在校场山庄河沟南岸的平坝子一个山头上站着一群鬼子,其中有几个穿着黄呢子大衣的军官模样的鬼子也正拿着望远镜观察。一团团长陈正湘立即命令迫击炮瞄准目标连发几发炮弹。一颗炮弹正落在鬼子军官中间,阿部规秀被腾起的硝烟吞噬了,这个杀戮了无数中国人而 “誉满帝国的名将之花”在黄土岭山谷里凋谢了。敌人失去指挥官,极为恐慌、疯狂地向黄土岭突围,我一分区三团、三分区二团、第一二O师特务团并肩作战,密切配合,消灭了日军。

雁宿崖、黄土岭歼灭战,我军共毙敌1550余人,首次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此举震惊日本四岛,同盟社在新闻广播中哀叹:“名将之花凋谢于太行山上”。军区给炮兵部队颁发了嘉奖令。全国各大报纸报导了这一消息。全国各地纷纷来电祝贺,八路军朱总司令通令嘉奖。

1940年,是抗战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那年8月20日,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统一指挥下,发动了“百团大战”。八路军在万里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击,参战的部队和地方武装达到100多个团。我们一分区的主力和地方武装参加了涞灵战役。作战第一阶段,杨成武同志指挥中央纵队攻占井陉矿区,夺占敌人堡垒,切断铁路。在大战第二阶段,一分区部队担负消灭涞源、灵丘之敌,展开了涞灵战役,我们决定由一团配合二、三团攻击东团堡敌重要的补给点,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在大战第三阶段,主要是反“扫荡”。我一分区部队在根据地内外机动作战,寻机歼灭敌人。百团大战历时105天,几十万抗日军民一道浴血奋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稳定了战局,提高了全国军民战胜敌人的胜利信心。

1941年,日寇不断以重兵对边区进行大“扫荡”,“扫荡”的重点是寻找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易县狼牙山地区是一分区的军事重地,9月,日寇和伪军兵分九路突然围攻狼牙山地区。得到报告后,杨成武与我们研究了敌情,迅速部署一团进入战斗,要求司令部和一切机关部队马上转移到南北管头以西和大小良岗一带。我们派部队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力则迅速占领有力地形,打击敌人。狼牙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了减少伤亡,一团决定只留下七连六班与敌周旋。六班共有五个年轻的八路军战士,他们边打边撤,吸引了500多名日本鬼子,掩护部队转移,杀伤鬼子数十人。最后,五个战士打完了子弹,扔尽了身边的石头,摔断自己手中已无子弹的枪,五人高喊口号、一个接一个地跳下了悬崖绝壁。敌人退去之后,附近乡村的几个民兵在山上发观了二个昏迷的八路军战士,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卫生人员去抢救,并迅速将他们转送到后方医院抢救治疗。这两个战士终于活了下来,并恢复了健康。分区政治部和一团政治处及地方党政机关都纷纷派人前去看望和慰问。那时我任一分区政治委员,我们高度赞扬了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号召部队学习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发嘉奖令。 1942年春,当地政府和军分区,为了纪念这一英雄壮举,在巍峨的狼牙山棋盘坨顶峰上,修建了“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司令员杨成武、我和副司令员高鹏为纪念塔撰写了碑文。

百团大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日寇急剧增加了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兵力,实行沟、点、垒相结合的“堡垒封锁政策”。他们用残酷的手段杀害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统治。当时华北地区连续几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八路军的敌后斗争环境更加残酷和艰难。根据地缩小了,生产受到很大破坏,部队的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都非常困难。为了战胜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遵照党中央和军区首长的指示,开展以减轻人民负担,提高部队战斗力为目的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部队基本摆脱了困境,解决了衣食问题,鼓舞和增强了抗战到底的斗争信心。

杨成武同志在指挥部队作战的同时,也很重视地方工作,与王国权、张苏、刘达、赵凡、田平等在地委工作的同志关系融洽,工作配合得很好。

1941年12月,成立了雁北指挥所,由分区副司令员高鹏负责指挥所的工作。军事上统一为一分区指挥,党政工作也统归一分区,由我负责。1942年,根据军区指示,雁北党、政、军机关缩减编制,实行一元化领导。9月,雁北指挥所撤销,成立雁北司令部,直属军区领导,韩伟任司令员,我任政委兼地委书记。我与杨成武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起战斗了6年多,结下了浓厚的战友之情,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我们又分别了。1944年8月,杨成武同志也离开了一分区,调任冀中军区司令员。

1954年8月,我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秋毕业分配工作时,军委让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兼防空军司令员的杨成武同志征求我的意见,调我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不久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任命,我与杨成武同志为保卫首都又工作在一起了。

2004年2月22日是为杨成武同志送别的日子。当时,我正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准备做手术。我对医生说:“我要为老战友送别,见最后一面。”我已94岁高龄,医生劝我减少外出,我还是向医院请了假。

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又回到战争年代……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代名将与世长辞,但杨成武同志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载史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