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道州交给一师,继续向西挺进。十一月中旬,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日夜兼程突破湘桂路,占领界首拦阻广西军阀夏威的一个军。
师首长向我们交代任务时指出:第四道封锁线,是敌人经过精心部署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它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水作为一道天然障碍,沿江一侧修筑了一百多个碉堡。
在这道天然屏障面前,蒋介石调集了近四十万大军,拼凑了五路所谓"追剿军"。
这五路的阵容是:
第一路"追剿军司令"何键部刘建绪率四个师与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率一个纵队扼守全县,同时急调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队集中在兴安、灌阳以北,形成一个钳形阵地。
第三路"追剿军司令"周浑元率一个纵队兼程从道县方向奔来,尾追红军。第四路"追剿军司令"李云杰。
第五路"追剿军司令"李珩率部分头从加禾、临武、蓝山向宁远、江华、永明尾追。
不用说,刘建绪与薛岳担任了这出戏的主角。他们企图利用湘江这一天然障碍, 前后夹击,把我红军主力消灭在全县、兴县、灌阳这么一个袋形地域里。为了给刘建绪、薛岳助威,蒋介石还特意派了不少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不停地轰炸、扫射。白崇禧于十一月十六日就趾高气扬地宣称:"我们能在湘江以东地区把他们消灭。"
当时我红军的情况是:离开瑞金时的八九万红军,由于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战斗,减员很大,加之,当时"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失败以后,仓促地进行战略转移,未能很好精简机构,队伍不精干,带着坛坛罐罐、笨重的物资,使部队行动迟缓。虽然,我们的指战员英勇善战,为了保卫党中央肯于牺牲一切,但是毕竟为部队机动灵活、主动出击、跳出包围圈增加了困难。
情势十分危急! 我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仗!
红四团参加湘江之战,是从界首阻击夏威开始的。
夏威是广西军阀部队的主力,他依仗武器精良,目中无人,不可一世,殊不知他刚踏进界首,就遭到早到一个小时预伏在那里的我们一顿猛揍,把他打了个全线崩溃,仓皇逃遁。我们正为初战胜利高兴的时候,又接到新的行动命令。
命令说:国民党何键部队先我红五团抢占了全州,五团在全州以南占领了觉山①一线阵地,命令我团将界首阵地交给三军团六师,而后连夜奔向觉山,和五团共同阻击向南之敌,掩护我军主力通过湘江和湘桂路。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天刚蒙蒙亮,按照师部的命令,我团赶到了觉山。我们发现,除五团在公路以东占领了阵地,一师一团也已在公路以西的西半部占领阵地。我们遵照命令进入了公路及其两侧的正面阵地,与一团、五团并肩战斗。正面的敌人是刘建绪的三个师。
这一天清晨,天气晴朗,银霜遍地,秋风萧瑟,寒意袭人,我们站在觉山上,察看了周围的地形。觉山,北距全州三十来华里,它紧靠公路边。南面,离我军控制的湘江渡口五十多里。一条公路与湘江平行走向,公路两侧是起伏不平的丘陵,有几座互相孤立的山岗子,比较难守。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长着疏密不匀的松树。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高地,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我们要守住的就是这条通道。如今公路旁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一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多深,刚好成了我们的天然隐蔽物。看样子,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山后一片平川,无险可守。
天渐渐亮了。团长耿飚同志和我把部队布置好了。他近来由于一直发病打摆子,忽冷忽热,面庞清瘦,身体虚弱。这时,我劝他在后面稍作小憩,我到前面指挥。耿飚同志却说什么也不肯,带着病也要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突然,传来了"嗡嗡" 的飞机声。我抬头一看,嗬,真不少,少说有十来架。它们穿梭似地俯冲扫射,最后丢下一批炸弹,地上立时掀起冲天的烟尘,震得我们身子直晃。
一批飞走了,一批又来了,这种情况一直伴着整个战斗过程。接着,对面山上的大炮响了,友邻部队和我们的阵地,立刻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树林被打得遍体鳞伤,枝叶横飞。
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这是常事,但是如此密集、如此猛烈,长征以来还不多见。耿飚同志和我站在阵地上,他指着灰土,诙谐地说:"看,这么轰隆隆一震,把我的烟瘾,也赶跑了!"
"看来是一场恶战!"我说。话音未落,敌人从正面压过来了。
"嗬,还真不少!"李英华参谋长操起短枪跃入指挥岗位。我仔细一看,可不,黑糊糊的一片,像蚂蚁似的,直朝山坡上拥来,几乎把山坡都盖满了。而我们,整个阵地还是一座沉默的大山。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 步枪则尽量使用自己的土造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现在,不管敌人怎样吼叫,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
沉默,在沉默中,时间一分一分地悄然逝去。
沉默,在沉默中,敌人一步一步向我们逼近。
沉默,对我们来说,是短暂的忍耐,出击前力量的积聚;可是,沉默对敌人,却是意外的侥幸;我们片刻的沉默,激起他们百倍的幻想,千倍的疯狂。原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经过飞机轰炸,炮兵轰击,我们的有生力量存在不多了。于是嚎叫着,攻了过来,先是匍匐,以后是弯腰前进,最后干脆直起腰杆子冲来,肆无忌惮地往上攀登。殊不知,我们沉默的枪膛里,都有一颗将置他们于死命的复仇的子弹。
草木纹丝不动,我们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敌人完全进入了我们的射击距离。
"砰!"突然一声枪响。
随即,手榴弹、步枪一齐吼叫起来,重机枪"哒哒哒"地发出粗犷的声响,轻机枪也用清脆的嗓音加入了这场雄壮、激烈的大合唱。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拚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绝对优势的敌人(事后知道,我们对付的敌人,是何键的十六个团)。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夜幕降临了,这对激战的双方,都是一个短暂整休的机会,踏着清冷的月光,我和耿飚同志分别到各连看望战士。
阵地上静极了。只有秋风掠过树梢时发出的轻微的簌簌声,月色笼罩着灌木丛。松树林里,战斗了一天的战士,大都已经睡了,有的还发出轻轻的鼾声。是的,长久以来的战斗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敌人攻上来,狠狠地打,敌人一退,便倒在工事里睡上一觉,好以饱满的精力,迎接敌人的下一次攻击。
有几个伤员没有睡着,辛勤的卫生员还在给他们上药、换纱布。他们大都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与上肢受伤的较多,而且伤势都很重。他们不哭也不叫,见我过去或点头,或轻轻一笑,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怨言。突然,我的视线落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
这不是小老表么? 虽然他头上用布缠着,但我还能认清他那胖鼓鼓的脸蛋儿。卫生员告诉我,他除了头上有伤之外,胸部和腹部还负了重伤。我用手电照着他那昏迷的脸,果然,脸像黄表纸一样,鼻孔里的气息也很微弱。我不觉一怔。的确他伤情太重,已经非常危险了。卫生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抢救。
我弯着腰凑近他,摸了摸他那冰凉的手。
他感到有人摸他,微微睁开眼来,见到前面站的是我,轻轻一笑。
"小老表,怎么样?"我问。
他无力地摇摇头。然后打起精神,用手抓住我,几次翕动嘴唇想说话,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声音来。
我们望着他,想尽量说些话安慰他,但是说什么好呢?
这时,他终于挣扎着用微微颤抖的喉音,一边喘息着一边说:"政治委员,往前走,打敌人,我———懂———了!"他的声音渐渐微弱,然后,从另一只手里递给我一颗子弹,说了声"打! ……"无力地昏过去了。
我一手握着他那递过来的还存留着他的体温的子弹,一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小老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他紧紧地闭上双眼,再也没有说什么。我很少流眼泪,可是,这时我的泪水禁不住悄然而下。
红军战士,多么好的红军战士啊,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他信仰的革命事业。他的平凡而崇高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和团长回到指挥位置上,心情焦急地向右后方望去。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 惟有遥远天空中缀着几点寒星。可是,在这墨染一般的夜色中,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正在绍水和界首日夜不停地抢渡湘江,跨越湘桂公路。而敌人则妄想扑向渡河点,封死湘江,切断湘桂路,实现他们在湘江两岸和湘江与潇水之间彻底消灭我红军的计划。我们决不能叫敌人得逞! 想到这里,我们立即通知各营,加强战前的准备工作。
随着太阳升起,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激战的黎明。
拂晓,我们正在战壕里吃饭,突然,传来了敌人的炮声。原来,敌人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攻不下我们的阵地,第二天,准备以更优势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显然,他们改变了战术,不仅从正面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猛攻,并以大部队迂回我们整个阵地的侧翼,特别是用重兵向五团阵地施加压力。
战斗越来越激烈,情况越来越严重,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们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战士的不勇敢,有的小山头是我们的战士全部阵亡之后,才落到敌人手里的。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他们企图加强实力,攻占觉山,封锁湘江。
伤亡在增多,一个个的伤员从我们的面前抬过去。
经过激烈的战斗,传来消息,五团右翼阵地被敌占领。接着,右翼阵地的敌人,便集中主要兵力向我们四团压来,向我们背后迂回。敌人从三面进攻过来,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团的阵地处在万分危急之中。这时,陈光师长从阵地上传来命令,要四团转移阵地,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迟滞敌人的前进,好争取更多的时间。
我们开始边打边撤,尽量地阻挠、迟滞敌人,争取时间。
敌人继续疯狂进攻,最后完全占领了觉山。
我们沿着与湘江平行的湘桂公路往南边转移。
这时,后面不断传来情况:
红星纵队②正在接近湘江;
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接近湘桂路;
红星纵队大部越过湘桂路。
几乎每一个消息,都要求我们坚持战斗,把敌人拖住。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深深懂得此时此刻,每拖一分钟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边战边退,敌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我们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可是,为了保卫党中央,谁都没有怨言和胆怯。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挡住敌人从公路上压过来的猛烈攻势。一营在公路左边,二营在公路右边,三营在一营阵地之后。
我本来在路右边指挥,但见一营渐渐不支,与敌人打起了交手仗,便想组织二营火力支援一营。这样我就从公路右侧横越公路,不料刚到路中央,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我的右腿膝下。这时,血流不止,我倒在公路上,根本不能走了。
通信排的一个战士想来救我,但刚上路边,便负了伤。
这时,敌人离我很近,一窝蜂似的向我拥来。他们疯狂地喊着:"抓活的! 抓活的!"
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同志带了几个战士,刚好从东边撤下来,见此情景,便奋不顾身地阻击敌人,掩护我。
我团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黄古文)同志这时也带着一个班拼命向敌人射击,同时派出三名同志向我靠拢。
头一个战士跨上公路,中弹倒下了。
第二个战士还没靠上公路,又负了伤。
看着战友们为了抢救我,连续流血牺牲,心里非常难过,我一边挥着手,叫黄霖同志不要上来,一边挣扎着向我方爬。
我心想:不能叫同志们再为我流血牺牲了。
可是,黄霖同志毫不迟疑,低姿匍匐着向我爬了过来。
他接近了公路,一梭子子弹打在他的前后左右,溅起一团尘埃。
但他毫不犹豫,还是冒着弹雨朝我这里爬着。
他爬上了公路。
他猛地抓住我的一支胳膊,把我向外拖着。
当他把我拖出公路,他已两眼血红。他把我交给了我的警卫员小白,便抱起机枪,和陈坊仁一起向敌人扫射。复仇的子弹,暂时把敌人压在右前方树林旁的土坎后面。
我问黄霖同志:"团长在什么地方? 叫团长不要管我。你们按照团长的指挥办!"
黄霖喊着:"政委快走! 快走! 小白,把政委架走! 警卫员白玉林和团部书记匡汉谋一左一右地架着我,顺着公路边起伏的丘陵地,向后撤。我的两条腿,在地上拖着。好在这一带地形起伏不平,又有零星松树和坟包,可以凭借地形地物避开敌人火力。警卫员小白由于是个中等身材,架着我非常吃力,呼哧呼哧直喘气。
小白是江西于都人,福建事变时,我们进军福建,支援福建人民政府,住在将乐县城,他是那时经过挑选给我当警卫员的。这小鬼话不多,却非常机灵。每到宿营地,他就悄悄地找一块门板,几块石头或砖头,给我和耿飚同志架好铺位,把我们包着两件衣服的小包袱放在一头,在下面垫两块砖,算是枕头。一会儿,他又端来一盆热水,叫我烫脚。我和团长研究工作时,他悄悄地跑到政治处,看打土豪没收了什么东西,有没有可以改善伙食的,碰上杀猪了,就要猪腰子或一叶猪肝给我们吃。几乎每打一仗下来,到了一地,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买几个鸡蛋,做给我们吃。平时,我们只觉得这小鬼伶俐可爱,想不到在战场上,他简直是一头勇敢的狮子。
他和匡汉谋同志一气拖了我四五里路,突然遇到了担架兵。小白向他们喊了一声:"担架兵! "
正在走着的担架兵站下了,见有伤员,便问道:"你们是哪个团的?"
小白说:"四团的,给我抬上!"
那些担架兵一听不是自己团的,忙说:"我们是五团的,另有任务。"
小白一下子火了,用手往腰里一叉道:"不抬? 不抬,我枪毙你!"
匡汉谋同志站在一旁指着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团政委!"
担架兵迟疑了一下,过来看看,说:"是杨政委,快抬上! 快走!"
原来我过去在十一师工作很久,他们都认识我。说实在话,眼下对这几位五团担架兵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五团阵地首先被敌人突破,他们政委易荡平同志身负重伤无法抢下来,为了不让蜂拥而上的敌人抓去当俘虏,掏出枪给自己补了一枪,壮烈牺牲了。这样的恶仗,干部、战士伤亡很大。现在剩下的同志,又正和四团、一团一起,艰苦地战斗着,迟滞敌人,每一分钟都在流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上了担架,心里是非常不安的。
担架往后抬,敌人还在继续追击,飞机还在轰炸,我们很快钻进了绵密的松林里。战友情,伤口痛,这当然扰动着衷肠。但我一想起在这个严重关头,在我们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我负了重伤,离开战斗岗位,心里就更加难受。所赖者,耿飙同志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可是,眼下他正患着疟疾,这个病魔已经缠着他很久了。我怎能不惦念着四团的战友呢。
① 即脚山铺
② 即我中央纵队
关闭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