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打了个直罗镇战役。这个战役,是中央在陕北安下大本营的奠基礼。参加这次战役的有第一方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第二十五军、陕北第二十六、二十七军组成)。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部队进行了整编:
首先恢复了红二师和红四师的番号。红二师下辖二团、四团、五团,红四师下辖十团、十一团、十二团。
十二月份又恢复了红一师。所辖的部队有:一军团的一团、三军团的十三团和陕北红军的三团。我们是在宜川县临正镇整编的。
紧接着,在瓦窑堡召开了东征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做了动员。他阐述了东征的重大意义,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讲了为什么必须东征,为什么不能北征,不能西征,不能南征? 他说,因为东征的旗帜最鲜明,是到抗日前线去。向北不行,那里是大沙漠。向西不行,因为我们是从西边过来的,都知道那里人烟稀少。南边呢,是西安重镇,敌人屯有重兵,因此,只有东征。当时的意图是,如果形势发展好的话,不仅打到山西,还准备打到河北去,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我们听了主席的动员,很受鼓舞。虽然我们的部队比起在中央苏区来是少多了,但毛主席那博大的胸怀,毫不把周围的强敌放在眼里,所表现的一个统帅的雄才大略,使我们眼光远大了。我们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建立了"抗日先遣支队"。毛主席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下辖林彪、聂荣臻指挥的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指挥的十五军团。
开完会以后,我们回部队传达贯彻,做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彭、林直接抓了东渡的准备,看地形,选渡口,备船只,选择突破口等等。我们师、团干部又专门去看过地形,这才把部队开到黄河边上。
渡河前,毛主席分别把我们师的干部召去,再次强调东征的重大意义,鼓励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完成好这个任务,强调指出:这在政治上、战略上、国际形势上、国内形势上都很重要,讲了两个多小时。
渡河中,二师是第一梯队。整个部队进展比较顺利。渡河后打了几个小仗。阎锡山的援兵来了,我们在吕梁山郭家掌和大麦郊打了一仗,持续两天,歼灭敌人近两个团,仍解决不了战斗。毛主席决定分兵两路:十五军团向北,威逼太原;一军团向南,指向汾河流域。红一师直插南关镇车站,攻克后南攻霍县,占汾城,由汾城趋史村、侯马。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到侯马。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所谓"杨余傅"事件,把我关押在这里达七年之久。
与此同时,二师进军临汾,四师攻洪洞、道城。北面的十五军团亦势如破竹。抗日先遣支队震动了敌人,振奋了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决心。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主力进入山西:一路由潼关向北,一路由娘子关向西。
我们一师奉命由稷山往西转向北进攻,占了吉县,消灭守敌。
至此,东征遂告胜利结束,我们一师担任掩护,渡河回到根据地。
在东征期间,周恩来副主席坐镇陕北,保障着陕北的安全。毛、周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密切配合,浑成一体。那情形使我们联想起汉高祖刘邦与汉相萧何坚守汉中的历史。
到陕北以后,在延水地区的大乡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东征战斗的经验。这时整个形势很好,抗日的局面逐渐成熟,陕北根据地已经成为抗日的前线。会议决定抽调大批有经验、有锻炼的连、营、团、师包括军团这一级的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这所大学,为抗日高潮的到来做了十分及时、十分宝贵的干部准备工作。"红大"后来改名为"抗大",并在抗日前线成立了分校,数以千万计的干部从这所学校毕业,走上抗日前线,成长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抗大"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功勋。
当时从红一师调到"红大"学习的有耿飙、谭政和我;红二师有刘亚楼;红四师有陈光、彭雪枫、黄永胜、王平等。我们到瓦窑堡集中,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毛主席讲了形势任务,号召同志们迎接抗日战争大好形势的到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情况报告。在"红大",毛泽东同志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学员分为三个科:军团一级、师一级的干部为一科,科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他们本身也是学员,参加操课。团、营职干部为二科,科长周建平,政治委员谭政。三科多是连、排职干部,都是老红军。罗瑞卿任教务长,负责具体工作。一科的课程比较重,讲马列主义,讲联共(布)党史,讲战略学,讲战役学等等。毛主席亲自任教,讲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讲哲学。洛甫讲中国革命问题,也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林彪讲战役学。李德讲战术学等等。还有凯丰、吴亮平等,老师很多。开头,我们一科对讲课有些意见,毛主席给我们做工作说,你们应该尊重老师,已经换了几个老师,你们还有意见……总之,他们比你们强,再不要提意见了。我们这个科一共三十来个人。
我们在"红大"学习期间,中央红军西征,三大主力会师。
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 我们准备迎接新任务: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部队联合起来,准备粉碎亲日派何应钦打内战和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以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战,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华民族。
我们作为"红大"的第一期学员毕业了。在奔赴抗日前线之前,突然听说中央军委打算让我回到一师当师长。我当时想,自己过去一直当政委,还是干老本行吧,最好不要改我的行,便要求领导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说我不一定能当好师长。林彪和罗荣桓同志向中央反映了我的要求。但是,中央军委经过全面的考虑决定了,毛主席定了, 朱总司令定了,周副主席定了,还是叫我当师长。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托林、罗找我谈谈,怎么当师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份,林、罗找我做了一次长谈。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我当时作了记录(早在战争年代里,我就养成了随手记录的习惯。凡是上级开会布置任务,或者领导找我谈话,不论主席还是谁,我都记)。罗瑞卿、刘亚楼和陈光同志当时都知道。以后他们又看过我的记录。谈话的内容是:
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应该自己干的事情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比如,应该上去看的山头就要爬上去,应该了解的情况就要及时了解,应该检查的问题就要严格检查。不能懒,军事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带来失败。又比方,一个军事指挥员,到了宿营地就进房子,搞水洗脸洗脚,搞鸡蛋煮面吃,吃饱了就睡大觉。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和打败仗,常常是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组织准备,工作没有做到家,懒的结果。因此,不论大小指挥员都要勤快,要不惜走路,不怕劳累,多用脑子,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脚到、手到。事情没有做好以前,不能贪闲。贪闲就隐伏着犯错误的根子。什么事都要心中有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雷打不动的干部,牛皮糖式的干部,不管有多大本事,都不是好干部。我们最喜欢勤快的干部,提倡勤快,反对懒。
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打破框框,有敢于和善于在新情况中找到新办法的创造性,才能有大勇,才能决心强、决心狠,敢于彻底胜利,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指挥员的勇敢集中表现在歼灭敌人决心的坚定顽强上面。指挥员的大勇建立在革命的高度自觉性和正确理解上级意图的基础上面。
三、要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主席早就讲了的。对于敌情、地形、部队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这样做,不能看作是重复,实际上这不是重复,而是不断深化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平时积累掌握的情况越多越系统,在战时,特别是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就越沉着,越有办法。急中生智的"智",才有基础。因此,调查研究工作要贯穿在各项工作中,要贯穿在每一次战役、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反对打莽撞仗、糊涂仗,反对急性病,反对不亲自动手做调查研究的懒汉作风。特别是敌情,必须切实摸透。因为敌情是活的,敌人必然会极力隐蔽、伪装他们的真实企图和行动。要尽一切可能不间断地侦察,查清敌人的部署和动向,看它扮演什么角色? 是主角还是配角? 是主力还是非主力? 是骄兵还是败兵? 能集中多大兵力向我们进攻和阻挡我们的进攻。查明敌主官的特性,看他惯用和擅长用什么战法,根据他当前的企图判断他可能采用什么打法,等等。只要摸清了敌情、地形的底,决心就快,就硬,就坚定,就不会被任何假象所迷惑,就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住。如果情况不清,就会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坐失良机,或者勉强下了决心,一遇风吹草动,听到畏难叫苦和不正确的建议,就容易动摇,可能一念之差,前功尽弃。调查研究也包括多读一些书,首先要研究和读好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和主席的各种指示。不仅要读革命的书,还要好好研究敌人,经常总结经验教训。这样,自己才有锐利的思想武器,才能针对敌情找到克敌制胜的好办法,把力量用到刀刃上。
四、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信心。读的方法是把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的地区,从地区全貌到每一地段的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逐块逐块地读,用红蓝铅笔把主要的山脉、河流、城镇、村庄、道路标划出来,边读边划;等到地图差不多快划烂了,也就差不多把地图背熟了,背出来了。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组织有关指挥员和参谋对作战地区和战场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的地形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去,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这样,在你死我活、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下,可以比敌人来得快,争取先机,先敌一着,掌握主动,稳操胜券。你们强渡乌江的战斗所以能够很快地突过去,就是因为你们在战前熟悉了地图,细致地进行了战场勘察,正确地选择了渡河点。
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每一次战役、战斗的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要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出发来找答案。把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了,再没有问题没有回答的了,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误,万一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能因为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就把它丢开,留下一个疙瘩。如果这样,是很危险的,在紧要关头,这个疙瘩很可能冒出来,就会使你心中无数,措手不及。当然,在战争环境中,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次都提完,也不可能一次都回答完,整个战役、战斗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不断回答问题的过程。有时脑子很疲劳,有的问题可能立即回答不了。这时,除了好好地和别人商量以外,就好好地睡一觉,睡好了,睡醒了,头脑清醒了,再躺在床上好好想一想,就可能开窍,可能想通了,回答了,解决了。总之,对每一个问题不能含糊了事。问题回答完了,战役、战斗的组织才算完成。
六、要及时下达决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下决心打呢? 指挥员必须以最大努力组织战役、战斗的准备工作,力求确有把握才动手,不打无把握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般说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把握,就很不错了,就要坚决地打,放手地打。不足的条件,要通过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上的优势,充分发挥指战员的智慧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来弥补,以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敌人的士兵多是穷人出身,同革命军人打仗,它的战斗力不会强,不能同我们比。你看,泸定桥不是冒过去了? 直罗镇那个晚上的战斗,不是以一个连打垮了敌人一个团的进攻? 一点险都不敢冒就打胜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战例。我们这样讲,不是提倡冒险主义,不是无根据的冒险,这种冒险是有根据的。其实,这并非冒险。根据就是我们的部队是党领导的,是毛主席教养出来的部队,不怕苦,不怕死,勇敢,聪明,有纪律,坚决执行命令,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打仗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就可以把敌人封锁起来,就可以把敌人变成聋子、瞎子、傻子。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是我们独有的,在战斗中可以转化为一股巨大的物质力量。有了这一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时就可以下决心打。对于比较弱的敌人,对没有或者缺乏准备的敌人,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时也可以打,可以把它消灭。
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领导班子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要协调、合拍,要雷厉风行,要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要勤快,要千方百计地办好事情,完成任务。不互相扯皮,不互相干扰,不抱旁观者的态度。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所以,班子问题,从领导角度来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做好工作,带好部队,打好仗的关键。
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去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猛追。特别是要勇于穷追。因为把敌人打垮以后,追击是解决战斗,扩大战果,彻底歼灭敌人最关键的一着。在追击时,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只有抓住敌人,才能吃掉敌人。好的战斗作风要靠平时养成,要靠实际锻炼,只有在紧张、残酷的战斗中才能锻炼出来。不敢打硬仗、恶仗的部队,让他打几次就打出来了,因为已经见识过硬仗、恶仗的场面,有了体会,有了经验,知道怎么打了。百炼成钢就是这个道理。做工作也要有好的作风,说了就要做,说到哪里做到哪里,要做得干脆利索,要一竿子插到底,一点不含糊,不做好不撒手。好的作风的养成,关键在于干部。强将手下无弱兵,干部的作风怎么样,部队的作风就会怎么样。因此,首先要抓好干部,要干部做出样子,影响带动部队。只要干部作风好,指挥好战斗,多打胜仗,即使新建的部队或者原来基础较弱的部队,也会很快打出好作风来,像铁锤子一样,砸到哪里,哪里就碎。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设好,支部的工作要做活,就是要把所有党、团员的革命劲头鼓得足足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通过他们把全连带动起来,通过他们去做政治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战术、技术也要练好,特别是技术,如果枪打不准,战场上就不能消灭敌人,不能解决战斗。因此,军事训练不能马虎,党政工作要领导好训练。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部队有了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有了好的战斗作风,再加上过硬的作战本领,如虎添翼,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军事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政治,要亲自做政治工作。调一批政治干部去做军事干部,不仅不会削弱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
以上内容是根据我当时的记录整理的。
关于政治委员改为军事指挥员的问题,毛主席后来给"红大"学员讲课时说:我们红军的军事干部、政治干部,都是党培养起来的,不完全像苏联军队不少军事干部是从白军中转过来的,政治委员是党派到军队里监督一切的。毛主席说,不论是军事干部还是政治干部,都要做政治工作,也全都要会做军事工作。这种改变,有利于我们军队的发展。
我离开了保安(一九三六年敌人占领瓦窑堡,中央所在地迁至保安),经过刚从张学良将军那里接收过来的延安,到云阳镇前线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彭德怀),住了两天,到军团部,又到一师驻地正宁县,换下陈赓同志。陈赓同志及二师师长杨得志同志参加了"红大"的第二期———即"抗大"的第一期的学习。
此外,部队投入练兵,学战术,并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宫和镇开运动会,一、二、四师全参加了。当时聂荣臻同志任军团政治委员,陈光同志代军团长,朱瑞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罗荣桓同志来到前方,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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